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杨知寒等东北籍青年作家常被统称为“新东北作家群”。这一命名最初其实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即对长期以来“青春文学”叙述方式和审美趣味的背离与颠覆。在“新东北作家群”主要推动者黄平看来，“‘青春文学’从90年代以来占有性个人主义出发，侧重内心倾诉，充满自恋地处理题材与语言，标榜一种去历史化、去道德化的职业写作，以所谓‘叙述’的可能性来掩饰内心的空洞与文学的贫乏”？譹？訛。但是，随着以地域为限定的“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等概念的提出，“新东北作家群”的存在已经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初衷，或者说它被一场以地域命名的浪潮裹挟着，由最初针对都市和青春“小时代”的文学选择被迫退回到了地理上的东北，被泛泛地混入到了地方性文学的讨论范畴，它对青年写作的聚焦反倒使其处境尴尬。仅就常现“新东北作家群”笔下的老厂区和东北往事而言，跳出“子一代”的共情与青年焦虑或许另有风景。

“我是吊车司机，也是作家”——青年作家笔下作为叙事背景的老厂区故事被鬼金轧制成小说，它们相互拼接组织起一个萧条的轧钢厂和一片破败的棚户区。“2014年钢铁行业危机，之前不知道几次了，但这次好像病入沉疴。”《明莉莉》中老朱对于轧钢厂已再无非分之想，“我坚持这么多年，也许就是为了有一天，来给它致悼辞”。老朱自我毁灭式的行动并不完全是对妻子出轨的报复，它更像一场告别，濒临破产又无法逃离的轧钢厂让老朱彻底成了它的囚徒，它虽然消耗了老朱们的青年、中年、老年，却悄无声息地成为了一个安稳的心灵居所，而它的突然停摆无疑在老朱们心里戳出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洞。如果说老朱的选择于无可奈何里还带着那么一丝主动与悲壮，那么在《芝英》《彩虹》《二春》等几篇小说里，一切都是必须接受没得商量的残局。几篇小说没有选择那些处于产业调整体制改革风口浪尖上的人，似乎监守自盗或聚众讨薪在这个节骨眼上显得过于强势和热闹，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依附甚至是寄生于大厂却无法触及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工厂和工人的个体。就像彩虹和弟弟们在父亲意外身亡后与轧钢厂的联系由工人子女变为一个窃取废铁的洞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围绕在轧钢厂周围，从一个已然破败不堪的工厂寻求最后的生计。他们迫不得已成了大厂的守灵人，或许冥冥之中还要做大厂的殉葬者，正如以偷窃废铁为生的二春在轧钢厂“警钟长鸣”的大钟里化作一具白骨，很长时间才被发现。

也许性在鬼金的小说里只是一件放大现实与内心撕裂的装饰物，它的被动、扭曲、所得非所求几乎让它成为了死亡的同义词。老朱以他“真正的结局”解构了性本身所蕴含的生命、繁殖、愉悦与满足，它几乎是坚决求死、坚决告别的；天真喷薄的荷尔蒙成了他对现实发出的战书和狂欢式的庆功宴，与性无关，与欲望无关；彩虹以身体的屈辱换来姐弟生活的继续，但这种忍辱负重却被弟弟无情地践踏。性在鬼金的小说里无疑是被放纵的，但性的需求与性的满足从未获得相互映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