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地域性是辨别文学作品的特征之一，也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随着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域性作为区别文学的重要特征似乎越来越稀薄。但近年来，地方性问题又成了文学的热点话题。继“新东北文学”“东北文艺复兴”成为现象之后，“新南方写作”异军突起，构成地域文学的南北呼应。“地方性文学”创作潮流方兴未艾。同时，“地方路径”在研究界也成为一种学术动向，倡导从“地方”入手重新发掘和呈现“文学中国”、重新书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这些话题传达出来的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说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地域性文学的消弭，反而成为学界试图对抗西方话语主导下的文学同质化的有效路径。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全球化背后同时隐含着对于差异性的消解，全球化的同一性特质模糊了世界内部的差异。而地方以其差异性与独特性恰恰能够为这一日渐固定化、单一化的结构提供破解之法。对地理空间的重新发现，特别是对“地方性”的发掘与呈现，也就成为找寻趋向“同一性”的全球化内部“独特性”的重要路径①。重新发现“地方”意味着文学经验的重新寻找。在此意义上，文学的地方性或地域性，不仅要呈现“地方性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呈现独属于“地方”的文脉传承与精神气质。

由一次关于先锋文学的话题谈起。李洱曾提到，他和李佩甫、张宇的一次关于先锋文学的聊天中，张宇曾用“羊双肠”来形象比拟河南小说：“他们（指先锋作家）有博尔赫斯，我们有羊双肠。”“羊双肠是开封有名的小吃，就是炖羊蛋和羊肾。那玩意儿大补。”“南方的那些才子们啊，都是穿衣服的。我们河南作家呢，是不穿衣服的。我们不跟他们比衣服。比什么呢？脱了衣服，比肉！”②三人讨论的是河南作家与先锋作家的区别，所谓“南方才子”“博尔赫斯”指向的是格非、马原等作家，而“穿衣服”则指向的是小说有“时兴形式”。格非、马原等人早期的创作确实是以文体实验著称的，河南小说却截然相反。“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石头就是石头，土坷垃就是土坷垃。”作家们对小说内容的关注度相对而言是高于形式问题的。

李佩甫曾谈道：“一些现代派作品，像普鲁斯特、乔伊斯，还有克洛德·西蒙等作家的写作，我还是接受的，也是对我写作有影响的。他们小说语言里那种声光色味、描写细节的准确程度等等，对我有影响。当然我写出来的味道，还是平原的味道。我觉得我们不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也没这个必要。我们得写自己的生活，得把根扎在自己的土壤上。你在自己的土壤上，对这个地方熟悉，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味道，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感知到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③“得把根扎在自己的土壤上”，即认为小说创作一定要有“现实之根”。他认为这是比形式问题更加重要的，如此才能让小说足够丰富。这也是多数河南作家都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

因此，李洱等三人将河南小说视为大肉一锅的“羊双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