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民众》之概貌
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馆藏有《民众》旬刊第一期（创刊号）和第八期（半月刊）各一册。第八期封面印有5家代售处：上海方斜路出版合作社、北京翠花胡同北新书店、武昌察院坡时中书社、长沙三牌楼长沙商店、重庆江北县重庆书店。口号：要打倒帝国主义，须根本消灭资本主义。标有“每册售洋二分全四角五分”和“通讯由上海国民大学陈薇白转”。两本杂志，平装，32开本，书高24.2厘米，宽17厘米，每期15页，封面均有当期刊载文章的目录。主要文章有：《发刊词》《谁是我们的同伴者？》《我也讲讲革命》《开倒车的途中》《上海的危机》《农民文艺的提创》《IWW与第四国际》《大学教授之社会革命观》《世界劳工状况》等。
这两本杂志看上去十分“神秘”，没有刊登出版单位，通讯地址也都不一致。文章大多署的是作者笔名，除了郁达夫外，“芾甘”即是作家巴金，其他作者尚无详考。
然而，两期刊物封面上的出版日期前后不一致。第一期出版日期是1927年9月11日，第八期出版日期却是1926年1月1日。显然第八期出版日期是错印的（按：经考证，实际应为1928年1月1日）。
两本杂志刊发的文章，主要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内容。
《民众》旬刊的《发刊词》由郁达夫撰写，那么刊名是不是他亲笔题签？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从郁达夫大量手迹中找出“民众”二字，与《民众》的刊名比对，确认《民众》的题签出自郁达夫本人书写。那么，《民众》到底与郁达夫有怎样的关系呢？
《民众》的诞生背景
关于《民众》刊物的性质与来历，笔者在中共江苏省委有关历史文献中，发现了《民众》的线索，如1927年10月6日《江苏省委宣传部9月份工作报告》中提到：由本党同志与少数左倾知识分子（研究文学的人）联合出版的《民众》，也在宣传部影响下，已“出版至第二期，每期印千份”。文中所指的“左倾知识分子（研究文学的人）”，另有周芝楚署名的《施大甫工作报告第一号》（施大甫即“市党部”之谐音）中明白无误地指著名的作家“郁达夫”。而1927年8月19日《郁达夫日记》中提到：“有人来谈，决定出一个周刊的事情，刊物名《民众》，拟以公正之眼光，评论现代社会革命者。”即便郁达夫是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但在日记中还是因种种原因隐去了当时不便明言的真相。所以，办刊物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周芝楚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围剿不断加剧，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十里洋场的上海风声鹤唳，中国共产党一度处于艰难的发展时期。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刚刚上台的新军阀蒋介石被迫下野。彼时，国民党对进步人士的疯狂杀戮放慢了节奏。被取缔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左派）党团（C.P.）工作在此时也得到恢复，表面上举着国民党的旗帜，实际上是利用这个空隙与中共地下组织抓住这个重要契机，动员尚未完全被摧垮的社会基层群众反抗新军阀的压迫。
在这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异常严峻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办一本弘扬工农民众运动、抨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以及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旧军阀的倒行逆施为宗旨的刊物，做好舆论先导。
中共党组织为何选择
郁达夫担任《民众》主编
在中共地下组织内部确定了创办刊物的决定后，确定由重建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团主持，名义上和中国济难会上海市总会合办。随即派原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高材生周芝楚，时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团书记（其秘密身份为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联络人）与郁达夫取得联系。
周芝楚何许人也？根据交通大学校史资料和原上海文史馆馆员孙诗圃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维桢等人的回忆材料，有必要对周志初的活动和历史身份作些简要描述。
周芝楚，原名周志初，又名周之楚、至楚、智楚，化名林伯英。生于1905年，祖籍广东梅县。他自幼随父侨居南洋，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924年，周芝楚考入唐山大学，不久转入上海交大前身上海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科。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他是南洋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参加编辑该校学生刊物《南洋周刊》，任讯息编辑部主任。是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不久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6月，曾任中共法界部委宣传委员。1927年“四·一二”后，周芝楚成为上海当局“通缉对象”，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驻沪军法处依然将他列为南洋大学CY学生，冠以“捣乱份子”“反动学生”两顶帽子胁迫校方予以“驱逐出校”。
周芝楚在被迫离校的前后，就参加上海市党部党团（左派）机关工作，地址在界路（今天目东路）庆祥里（原址毁于抗战）商务印书馆宿舍16号。
中共地下组织为什么不找别人，而把郁达夫当作最好的人选呢？
首先，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应该了解到，当时激进的文化人除了部分已逃亡或转移到国外，虽聚集在上海的仍然为数不少，但像郁达夫这样具有思想基础和政治倾向的人却不是很多。据有关文件记载，中共党内分析郁达夫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左倾文化人”，这一判断是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