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的凝视
1871年12月30日,天气寒冷且阴暗。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准备渡黄河、入潼关。在之前的几年中,这位即将40岁的德国地理学家,已经游历了中国十几个省区,但“畿内首险”“四镇咽喉”的潼关,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历经两个小时,花费了500文钱的李希霍芬,终于渡过了黄河抵达了潼关。目之所及,这里尽已被战乱反复蹂躏。这条中国最重要的通道之一,虽然坚固的墙和雄伟的建筑还依旧挺立,但到底已经是生机寥寥了。
李希霍芬拥有典型的欧洲人容貌,眼睛深邃、鼻梁突出,发色深,蓄短须。他出身名门望族,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毕业于柏林大学,脸上带着知识分子常有的神情,显得严谨而理性。尽管他只会最基础的汉语,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带着对中国浓厚的“兴趣”,先后两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通过7条线路实地考察中国,这两次漫长的考察,使他成为了第一位提出“丝绸之路”这个名词的人,这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历时35年,李希霍芬于1912年完成了《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共五卷。在第一卷的第499页中,他首创了“丝绸之路”一词,用来指代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并绘制出了丝绸之路的地图。
在中国的几年里,这位德国地理学家已经见惯了到处投来的好奇目光,也习惯了提前预设各种困难以备应对。早在北京办理护照时,他就采纳了朋友的建议,将自己姓氏原本的翻译“栗”改为“李”,试图拉近与清廷重臣李鸿章的关系,抬高身价,以此尽可能地换取方便,减少一些旅途中的麻烦。进入陕西后,他时常抱怨陕西人对欧洲人的敌意,他似乎不大理解这种敌意的由来:“这种对外国人的厌恶,其原因我不清楚。受教育不足的人看我们,夹杂着倨傲的——他们都认为整个欧洲也没有中国的一个省大,害怕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属于一个只拥有和制造最好的东西的民族,还有厌恶的情绪。”但他似乎又很清楚这些厌恶的由来:“或许中国人同样普遍会感到一种无奈,当他们看到我们穿着自己的服装自由地在他们的国土上四处游弋,他们却不能赶我们出去——我们,那么小的一个小国家的子民!”
李希霍芬对中国凝视的目光中,有科学理性,有欣赏赞美,但对当时列强环伺的中国来说,这种凝视明晃晃地昭示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殖民色彩。鲁迅在他的《中国地质略论》中写道:“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李希霍芬)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李希霍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
李希霍芬打量着中国的每一个细微处,从地理、地质考察到物产、商业情况,甚至对地方军队编制和薪俸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看待中国的目光中带着精密的计算:“我心目中觉得用于打败中国人的欧洲士兵的必要数目,每天都在减少。”
在当时的西安府惬意地停留了12天后,李希霍芬给这里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我们纵然可以不必过多关注中国历史的细节,却不能不关注这片伟大的历史悠久的土地。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民族大迁徙的现场,与欧洲一样,所不同的是欧洲的民族迁徙是从东往西,这里是从西往东。连绵的昆仑山像一堵巨大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墙,构成了民族迁徙的南部的自然界限。沿着山的北坡有一条民族交往的大道,从中亚出发穿越沙漠和高山,经甘肃到广袤富饶的西安府山谷。这里曾多次生发出高级的文化,艺术与科学十分繁荣……只要来到这里,见到这些地区的分布情况,眼前便会展现出中国历史的全景,一如山巅纵览,相信历史只能如此,不能是别样的。一切都那么显然、自然。整个中亚及其简单的分界和古老的贸易大道展现在眼前,触手可及。”
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在李希霍芬绘制的丝绸之路地图里,中国的农业中心、东部的黄土高原处在边缘位置。因为这里,正是作为国家地理几何中心和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是任何人望向西部时都无法忽视的一颗明星。
远在现代文明之前,甚至远在西安成为华夏文明中心以前,关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就被战国时期的著名策士苏秦点明,“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指函谷关与黄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指代郡、马邑,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一带),此天府也”(《史记·苏秦列传》)。宋朝后经济重心南移,一度出现了史学界所谓的“现代经济的萌芽”。明清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愈发迅猛,西北地区再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南强北弱、东热北凉的经济局面,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谈及西安,喊出它的名字时都要将音调加重几分,似乎如此才算表达了对这个地方起码的尊重。周秦汉唐的风采,大一统国家的气度,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区域留下了无尽的宝藏,待人发掘。甚至有人笑称,“南出相,北出将,西安的土地埋皇上”。十三朝古都的实力不可小觑,在西安搞基建,两铲子下去,都是历史,先头部队只能是考古队。丰富的地下世界配合着地上遗址,诉说着西安的过往辉煌。悠悠文脉,气象万千,绵延传承,亘古长久,文化是西安的标志。西安市民的笑容和谈吐间,对本地文化的自豪和自信也总是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来。强汉盛唐的组合赋予了古长安城无可比拟的荣耀,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唐朝在整个欧亚大陆声名显赫,长安也足以成为古中国鼎盛的代表,在国际上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岁月风云间,它所构筑的政治、文化、经济框架仍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留存。
在古都长安的高光时刻,全社会迎来了各方面的兴盛。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自然条件优越,符合“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也”的思想,历经西周、秦、西汉、隋的重点开发和建设,已是经济颇为发达的地区。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长安的历史最为悠久。国都一般都会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原因不一而足,域内的内循环或是域外的商业往来都是经济繁荣兴盛的原因。
汉唐两代长安经济的繁荣,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关,这条从长度来说跨越了四分之一地球的通道,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两端。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的说法,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在黑海和近东地区广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