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会存在各类风险，就像人体一样，一生都会面临各种病毒和细菌的侵袭，同时肌体自身也会老化。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就像一个人处在青壮年的时候一样；当经济增速下行的时候，经济体自身的“抵抗力”减弱，因此如何合理、稳妥地去防范风险，就显得尤为必要。

度量风险和辨析风险成因很关键

美国2023年的GDP增速为2.5%，中国为5.2%，但美国的失业率却屡创新低。为何美国的GDP增速不到中国的一半，但失业压力反而很小？在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由此推测，我国的就业压力是否与经济结构或经济增长模式有关？例如，从经济结构看，美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达到80%，84%的就业人口在服务业。而我国在服务业的就业人口不足50%，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为54%左右。

从增长模式看，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消费拉动型经济，贡献率在80%左右，不仅是美国，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消费拉动型经济。在三驾马车中，我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长期徘徊在52%-56%之间，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23年，美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为81%。

反观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中国长期保持在40%以上，即便2021年以后房地产投资连年出现10%左右的负增长，投资的贡献率还是维持在42%以上，该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很大不同。而这种迥异之处，在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阶段，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为何能快速崛起的原因，当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的时候，是否又可以成为地方债务风险和就业压力加大的原因？

因此，不能为了破灭一个风险而又制造出另一个风险，这就需要对风险或潜在风险进行评估，找出其由来，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而不是反复用稳增长、稳投资的逆周期政策来简单应对。

如果按美国的统计口径（加上建筑业），2022年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比达到54%，与服务业的GDP占比差距缩小，说明发展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