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赫酒店的走廊有如迷宫，出电梯后，穆兰走了相反的方向，那个男人和餐厅的名字纠缠在一起，让她有些精神恍惚，直到被一座苫盖绿网的脚手架和一个画着惊叹号的黄色警示牌拦住，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在这座金碧辉煌的酒店里，地面破开的洞和空气中弥漫的霉味、尘土味，让她感觉有几分诡异，似乎和几分钟前的遭遇形成了某种奇怪的呼应。
走进紫罗兰厅时，其他人都已经坐好了，紫色的墙纸和顶棚让她目眩。
紫色曾经是穆兰最喜欢的颜色，现在已经找不到从前的感觉了。半年前，穆兰刚办理完退休手续，她的皮肤依旧白晳，身材仍然苗条，头发也还浓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走在街上，还会有年轻人喊她姐姐。不像她丈夫老罗，已经频繁有人喊他爷爷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早就不是原来那个穆兰了，有些东西已经变了，虽然她也不知道自己变成了谁。
参加活动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只有穆兰是本市人，事实上，她住的小区和道赫酒店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晚上散步会经过这座百合花形状的酒店。刚才她已经试过了，从入住的房间窗口，能看到她家卧室窗户。酒店对面有一座市民休闲广场，她喜欢广场西侧那片茂盛的西府海棠，仿佛在喧闹和安静之间画了道界限，造型奇特的林荫路幽深隐蔽，让她总有一种会走向某个未知世界的错觉。
会场就在家门口，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迟到，穆兰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她很快发现，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自己。大家聊得正欢，文坛上总有一些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此刻人们说的是刚揭晓的一个文学大奖。这些人穆兰似乎都熟悉，但似乎又都很陌生。身穿藕荷色旗袍的服务员端着一条鱼走进来，开合的鱼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穆兰侧开身子，小声地说：“在这个包房里，紫色旗袍应该更合适。”
穆兰找到自己的姓名牌。
两个年轻人歪着头，正在她座位上方低声交谈。右手边的男作家正当红，左手边的女作家刚刚崭露头角。两个人都和穆兰女儿年纪相仿。她判断出自己在主办方心目中的位置是介于两个年轻人之间，而在参会的其他作家眼里，她比不上一条凌河醋鱼。他们扭头冲她笑笑，飞快地对视一眼，在各自的椅子上坐好。要不要主动提出把座位调换一下？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在两人中间坐下时，她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虽然说不清报复的是谁。
不知为什么，那个偶遇的男人仍然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整个午餐过程中，两个年轻人一直在隔着她互动，把饮料瓶从她面前推给对方，提醒对方不要错过某道菜品，不时抛出一个他们都懂的梗，或者就餐桌上的某个话题交换一瞥会心的眼神。女作家颇有几分姿色，精致的妆容，语气发嗲，是两人中更主动的一方。男作家相貌平平、身材微胖，喜欢用手摸下巴，好像是在确认下巴还在。他们黏稠的互动像蛛丝一样越织越密，越织越紧，把穆兰缠裹其中。她知道在三天的会期里这样的调情会演绎出什么剧情，她也知道随后到来的私会、欺骗、纠缠、厌倦、摆脱、分手，甚至怨恨和报复。她并不觉得这些烂熟的情节滑稽可笑，只是像她对紫色一样，已经毫无感觉。
为了从缠裹中挣脱，穆兰索性去想那个偶遇的男人。
穆兰是在公交车站遇到他的，就在来时的路上，酒店大门偏西一些的地方。
从家里出来之前，穆兰和老罗吵了几句，这是个意外，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吵架了。有一天收拾房间，撤下床盖和被子后，穆兰发现床单中间有一条明显比两边要高些，从床头到床尾，就像画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愣了片刻，她忽然想明白了，那是她和老罗睡觉时的中间地带。他们都习惯把后背冲向对方，把两边的褥子压得越来越低，就在床中间形成了这条楚河汉界。穆兰笑了笑，没去想这样的夫妻关系是好还是不好。她原本是想让老罗出面教训女儿几句，过去，在女儿成长过程中，他们经常这样合作。没想到老罗教训的却是她。开始他们还是正常讨论，穆兰想让老罗明白，女儿目前还没有独立做决定的能力，老罗则强调“女儿已经长大了，最好别再多插手”。等到老罗说出“你得找件事做”后，谈话就变了味道。她提高声音说自己是个作家，从来就没有无所事事。老罗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她会有这样的反应，这让穆兰更生气。老罗解释说自己的意思是她退休后生活内容有些单一，最好能找到几个伴儿一起玩。她质问老罗，“是不是想让我像那些大妈一样去跳广场舞？”老罗不再说什么，摇摇头，走开了。穆兰火气更盛，冲着老罗背影说：“你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她很想破口大骂或者把什么东西摔得粉碎，但即使老罗不走开，她也做不到这样。看到那些在公共场合撒泼吵架的女人，她总是感到很羡慕。即使怒火中烧，她说出的话仍然绵软无力，她不知道自己在顾忌什么。
路上，穆兰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后，她意识到激怒自己的是老罗那副急于画清界限的模样，他和女儿一样，都迫不及待要把她从身边推开，似乎稍慢一点，她就会破坏他们的生活。她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对自己的厌恶，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生理上的恶心。她发现自己正被摒弃在这个世界之外。女儿在对她关闭大门，丈夫同样在对她关闭大门，甚至连她自己也在对自己关闭大门。厚重的门扇吱嘎作响，正缓缓合拢，她只能无助地从残留的门缝里打量女儿和丈夫，打量自己和这个世界。
这样想着时，有人站在了穆兰面前。对方是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男人，脸庞清瘦，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白衬衫下摆很仔细地扎在深蓝色西裤里，身材瘦高，略微有些驼背。穆兰第一反应是他想问路，旁边就是公交车站，总有人搞不清去哪里该坐哪路车。随后才明白，对方是想借用她的手机。她几乎未加思索就把手机掏出来递了过去。事后回想，穆兰觉得是他干净的形象和语气里的羞涩给她一种安全感。那个男人拿着她的手机走开了五六步，站在人行道和草地边缘，侧身对着她打电话。穆兰听不到他说什么，只看到他后脑的头发很密，同样梳理得一丝不苟。电话说了三五分钟，男人把手机还回来时像借用时一样非常有礼貌，脸上带着一丝羞涩，边鞠躬边说谢谢。
穆兰从车站走出几步后，一辆公交车进站，她跟着它回了一下头，刚好看到那个男人拿着手机上车。他并非像自称的那样“忘带了”，而是不想用自己的。直觉告诉穆兰，他通话的对象是个女人，他们是婚外情人关系。他不想让别人，尤其是他妻子，知道他们有过联系，所以才在大街上向素不相识的人借手机。穆兰放下筷子，把手机拿出来，和她想的一样，果然没有刚才的通话记录，那个男人已经把它删掉了。他对情人说了什么？是一次约会，还是某项协议？那通电话会不会破坏一个或两个家庭，伤害某位妻子和丈夫？这些都不得而知。不过穆兰发现，她并未因此有什么愧疚。
午餐后，穆兰回到房间里。
主办方考虑到大家要搞创作，给每人都安排了单间，这也是穆兰决定参加活动的原因之一。她带了笔记本电脑，但她知道自己不会写什么。她已经三年没写新作品了。那些小说在她心里构思推进，最后却没有一篇写出来，她觉得它们都不是自己真正想写的。当她翻看从前的作品时，同样发现没有哪篇是自己真正想写的，即使是得了奖的所谓代表作也一样。她时常对自己平庸的想象力感到羞愧，对自己的作家身份充满疑虑。
穆兰打开双肩背包，把洗漱用品摆到梳妆台上。她发现自己多拿了一只手机充电器，莫名其妙地把老罗那只也带来了。他们的手机品牌相同，或许装完一只充电器后忘记了，又装了第二只。手碰到笔记本电脑时，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它拿出来放在镜子前面的桌子上，但没有连接电源线。几件衣服也挂到衣橱里。让她诧异的是背包里竟然还有一架望远镜。这架望远镜她并不陌生，德国CURB品牌，手持双筒，带夜视功能，能放大二十五倍，是她在某宝上买到的。好多个无眠的夜晚，穆兰用它观看星星和月亮。但她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把它装进背包的。会不会是老罗自作主张放的？穆兰觉得不可能，望远镜是她悄悄买的，平时藏在衣柜里，老罗连见都没见过。只能是她自己放的，转头又忘记了，就像那只手机充电器一样。
穆兰端着望远镜走到窗前。道赫酒店高耸入云，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她刚看过的一篇文章里说，通过实验证明，从二十五楼扔下一个鸡蛋，足以致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