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质疑大学教授63岁退休的统一规定，说人文学者训练时间长、成熟年限晚，应该比理工科教授多工作三五年。大家都觉得这是在说笑话，因当今中国大学校长绝大多数理工科出身，他们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记得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先生曾问我，你们文科教授老说63岁退休太早了，你跟我说实话，60岁以后还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创新吗？我的回答很干脆：“正当时。”此前因教学任务及油盐酱醋，著述多受牵制，如今知识积累丰富，且摆脱内外各种束缚，可以从容发挥。我举的例子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与洪子诚，两位先生都是退休后的学术成果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大为提升。另外，老钱再三说，洪老师2002年的循例退休（现在北京大学也改了，文科教授可延后退休），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是巨大的损失。但换一个角度，对洪老师个人来说，此举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勤奋著述，收获无数粉丝，可谓因祸得福。一个教授，退休22年，仍有如此学术影响力，实在是个奇迹。

八年前，暨南大学召开“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生成”研讨会，说是要聚焦“粤派批评”，邀我参加，我谢绝了。洪子诚、温儒敏、黄子平不晓得这是“鸿门宴”，参加会议并被要求就此话题表态。《羊城晚报》迅速统合成一个有关“粤派批评”的专版，这就是2016年6月5日见报的《“粤派批评”一说成立吗？》。报道称，对于“粤派批评”这个概念，赞成的有广州的蒋述卓、贺仲明等，反对的是北京的洪子诚、杨匡汉等。定调的主旨文章乃陈剑晖的《粤派批评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据说该版第一时间得到了上级主管领导的批示，从而正式吹响“粤派批评”大讨论的集结号。随后，《羊城晚报》再接再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又组织了20多个版面讨论“粤派批评”，吸引刘斯奋、黄树森、蒋述卓、林岗、谢有顺、李凤亮等诸多名家参加讨论。

我因远离风暴中心，属于后知后觉。今年一月，我回老家潮州，给潮汕三市及相关大学赠送新出版的24卷《陈平原文集》，座谈会上，韩山师范学院副校长黄景忠旧事重提，说潮汕人适合做文学史家，而不是文学批评家，举的例子是洪老师和我。理由是有修养、善读书、性格温和、深耕细作，但胆子小，上穷碧落下黄泉，把相关材料都读完了才下判断，那时黄花菜已经凉了。这种性格，适合当青灯黄卷的史学家，而无法出任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革命家——不管是政治革命还是文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