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了这个词，似乎可以给我们将要谈到的主人公一个概念，一个说法。

世纪之交以前，虽然洪子诚教授也曾参著多部文学史，但直到他1999年独立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才算是真正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再到2002年出版《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以下简称《问题与方法》），他的地位再次跃升，变成了“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的奠基者。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此书问世之前，学界虽有了多部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出版，但那些似乎还都不是以“个人主体”为本位的写作。也就是说，那些文学史中说话人的身份是非常模糊的，他们是一种混合的“集体的发声”，所代表的是国家制度、文艺界、某种莫名的文化权力，其述史的主体性是“非个人”的，尚不存在一个“个体人格”的叙述者主体。

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述史者也从未在内容和方法的意义上，对这些建构起来的叙述进行过有“间离性”的讨论，不会对自己“述史何为”或“何以言说”有什么自我的分析与怀疑。

只有到了洪子诚先生这里，一切才进入了一个“主体性反思”的阶段。

这马上就涉及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洪子诚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即是首先对学科进行的“本体论的思考”。犹如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一样，洪子诚教授在言说和言说者之间，建立了一种颇为新鲜的疏离感，因而也产生了鲜明的“陌生化”效果。即，“不要完全相信说话人”，“我说的不一定是完全对的”，“我只是在不得不述说的意义上讲述这些”，“你还需要审慎思考”……在《问题与方法》中，甚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他创建了这样一种话语方式和说话角色。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发明，正是它凸显了“作者”在当代文学述史工作中的个人身份，正是这个身份才使得这些叙述获得了“可反思性”，具有了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或蒲松龄的“异史氏曰”相近的意义，即“历史”和“叙述”之间的分离——犹如“角色”与“演员”之间的分离一样。这种分离的意义与作用，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在洪子诚先生那里，是通过在课堂上与学生的对话和自嘲式的玩笑来实现和强化的。

一旦建立这种距离，关于文学史的“对象”是什么，“讲述者”是谁，“如何通过讲述来抵达对象”等问题，便可一一被凸显出来。很显然，正是从《问题与方法》一书开始，学界之前从未正式谈论过的，关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内涵、构成、研究方法、文学环境的演化、文学史写作、经典化、当代文学的资源等问题，才从学术构建的角度得到了系统的反思，关于这门学科的许多基本问题，才真正浮出了水面。“当代文学”也才从一些“制度化的知识”，转变为一门可以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相提并论的“学科”。

显然，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洪氏话语”，首先是由“间离性”所导致的反思性话语，这种话语也导致了“当代文学史的元写作”效果——就是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敞开”了这种写作本身，使其变成了一个并非绝对和终极的“历史的叙述”。可以说，迄今为止洪子诚先生的所有著作，都是以《问题与方法》为引论的，如果把其全部著作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作为“总纲”的，就是《问题与方法》。而“洪氏话语”正是通过这部书而得以彰显，并作为一条线、一种方法、一种述史话语，贯穿在其全部著作之中的。

其实，“洪氏话语”在更早先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已经显形了，它显形的效果，便是“使个人的话语进入了历史的话语”，同时又表明了“个人话语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差异性”。比如在该书的“前言”中他说：

在50年代初，文学界的权威者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就整个说来，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而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之下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文学”，但又指出现在“我们的文学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建国以来”的文学与以前的文学性质的区别，以及“建国以来”文学是一个更高的文学阶段的判断，在50年代已成为不容置疑的观点。①

这是典型的“洪氏表述”，此段话中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话语：首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表述，即现阶段中国的文化，“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②这是原始的理论出处；其次是文学界的“权威论述”依据上述政治经典所演绎出来的表述，“目前中国文学……”其语言逻辑与语气亦完全仿照前者；最后才是说话人，以“史家转述”的口吻所进行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