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的问题

十几年前，洪子诚老师到俄国旅游，旅游车把他们直接拉到吃晚饭的北京饭店，一座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蜜月期修建的、斯大林式的宏伟建筑，吃完洪子诚发现前面广场中心有一个高大塑像，走近一看，啊，马雅可夫斯基！洪子诚说：“我骤然意识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到他，也没有读他的作品了。50年代上大学，有几位外国左翼诗人参与塑造我们这些‘爱诗者’的诗歌意识，聂鲁达、希克梅特、艾吕雅……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诗，曾经呼应了洪子诚对新生活和新生命的想象。“可是，曾经喜爱的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轻易、转眼间就从自己的记忆里清除？这是当时在这个名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留下的问题。”①

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的问题，转场构成了洪子诚在21世纪的主要问题意识和研究重点。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这种看上去断裂的阅读行为，其实有好几次。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另一个发生在契诃夫周边。

契诃夫是洪子诚特别喜爱的一个作家，他很多次谈到契诃夫，把他作为主角谈，作为配角谈，有时举例一长串经典作家，群众演员里也有契诃夫。洪子诚说，20世纪60年代初，一度沉迷于契诃夫的小说、戏剧，读过关于他的许多评论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有一本书叫《回忆契诃夫》，里面收了阿维洛娃的长篇回忆《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诃夫》，也收了契诃夫妻子、大剧院演员克尼碧尔的回忆文章。阿维洛娃是契诃夫的“秘密情人”。洪子诚眼泪汪汪地读了阿维洛娃长达几十页的“照亮自己灵魂”的爱情描写，对克尼碧尔显得平静的叙述没有什么感觉。可时隔半世纪，他写《我的阅读史》重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感受发生了翻转：“无感的是阿维洛娃的有些撕心裂肺的倾诉，亲近的却是克尼碧尔懂得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感情联系的限度，那种因具有深刻的‘悲观’因子，而体现在文字上的节制却并非无情的叙述。”②

洪子诚是不是真的在半个世纪后，抛弃了阿维洛娃的高温表达，我们不清楚，但这些似乎不连贯的阅读事故，让洪子诚很自觉地向自己发问：“如何通过阅读、写作来修复生命中的裂痕，重新建立一种今我、故我同一的整体性？”如此，洪子诚把自己变成问题，把自己变成桥梁，而经由他的中介，契诃夫的情人和妻子，虽然是两端文体，却奇特地在洪子诚身上获得岁月连续性，也由此印证吴晓东最新文章中说的，洪子诚是哈姆雷特，也是堂吉诃德③。

吴晓东说，通过对洪子诚阅读史的再阅读，可以感受到，这种“自我”的统一性不是一下子就建构起来的，而恰恰体现为一种过程性、持续性，或者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断续性，因此就具有一种历史性和未完成性。而洪子诚最近几年的工作，就是以自己为方法，磅礴地构建当代中国文学的阅读史，由此展开的世界文学图景，不仅别开界面让当代文学来路历历，更让世界文学获得崭新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22年推出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洪子诚相关研究的集中体现。在这本以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周边为核心的论著中，洪子诚细致处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16个重要现场，借此把欧美C位的世界文学版图做了历史化调整。

戴锦华说，洪子诚和“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情感结构关联，落子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而在这个被洪子诚特别强调出来的广场问题里，我们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其实被用来同步他的当代文学研究。这些年，洪子诚接连著文讨论马雅可夫斯基，他勾勒的马雅可夫斯基中国阅读史，不仅同频当代文学史，更解释了当代文学史。1945年，郭沫若访苏，称马雅可夫斯基是“进攻阶级的伟大的儿子”，说中国人“早知道你的名字”，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读者接受的是经过简化、偶像化，或者说，无产阶级样板化处理的马雅可夫斯基。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裂公开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译介也随之减少。1977年到80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被重新提起，并和中国的政治性写作热潮互动，但其显赫不再复现。80年代以来，马雅可夫斯基图像多样化，包括爱情诗人形象。而检索马雅可夫斯基，会发现，他的高频词包含了“我，我自己，我爱，我的革命，我的大街”④。这个线索，支持洪子诚在最近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一文中，为“苏联化”和“去苏联化”挖出一个重要栈道：“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过程相当戏剧性，从情感和想象上说，它交错、重叠着梦想、憎恶、决绝以及依恋等多种复杂甚至对立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