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洪子诚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相识的，至今已有40余年了。接触较多、联系较为密切，则是到了21世纪之后。21世纪之初，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需要在全国同行专家中聘请学术委员会成员。洪子诚先生便是诗歌研究中心所聘请的首届学术委员会成员。自此，洪子诚先生多次莅临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指导工作，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此时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谢冕先生任所长，洪子诚先生则负责学术工作。我当时担任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分工新诗研究这一块。后来北京市教委又安排北京大学中文系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术共建活动，于是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合作就更为名正言顺了。正是在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与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后来是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的长期合作中，我与洪子诚先生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从世纪初到当下，我与洪子诚先生的往来的电子邮件不完全统计就达230余封，约3.7万多字。正是在与洪子诚先生的密切交往过程中，我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关于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奠基之作，以及洪子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所取得的成就，已有许多专家做出了充分的论证，下面我想侧重谈谈洪子诚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洪子诚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研究可溯源到1959年应《诗刊》社之约与谢冕、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等所做的《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尽管如洪子诚所说，“《概况》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编写者后来的诗歌观念和对新诗史的看法也已发生很大变化”①，但“概况”的写作却注定了洪子诚一生与新诗发展的密切关系。1980年4月，洪子诚与谢冕、孙绍振一起在南宁出席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会上围绕年轻诗人一些探索性的诗作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洪子诚虽未与谢冕、孙绍振一起公开表示对青年诗人探索的支持，但他在发言中对老诗人田间20世纪50年代后所创作的长诗《赶车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从侧方面印证了谢冕所说的，“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②。

洪子诚对青年诗人诗歌创作的支持，突出表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的撰写上。《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1988年完成，1993年出版，为“崛起的诗群”设了专章，为“围绕《今天》的集结”设了专节。这是朦胧诗人的名字首次进入诗歌史。

当朦胧诗运动退潮，“第三代”或“新生代”诗人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在诗坛的时候，不只是那些一向恪守传统诗学观念的评论家看不惯，就连一贯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也对“诗坛的败家子”提出了警告，或者发出“有些诗正在离我们远去”的感叹的时候，洪子诚却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正在离有些诗远去呢？”洪子诚以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洞彻纷繁复杂的诗坛乱象，意识到“第三代”或“新生代”诗人的作品不仅进一步荡涤了那些功利的、教条的、非艺术的泥沙，而且也对他们的直接启蒙者构成了强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