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中的“地方性叙事”的研讨逐渐升温、热闹非凡。“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等“新区域书写”，包括“新乡土叙事”等提法和论述先后登场，不一而足。相关的理论、概念界说、作家和文本分类，成为研讨会、论坛和杂志版面的焦点，持续不断。我曾在《辩证看待地方性写作风潮的价值》一文中发问，“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之“新”究竟落在哪里？它们的写作及其文本形态、品质当中，有无迥异于以往的叙事理念、审美思维和叙事气象？在这里，作家作为写作主体，到底应该在其文本中生发、树立起怎样的文学精神？缘何会引发出文学评论界不大不小的阵阵“喧嚣”？抑或这里所命名的“新”，就是指的文学“新人”之新吗？究其根本所讨论和命意的范畴，主要集中在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吗？“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新乡土叙事”，会否是某种叙事的重启？它们能否成为一种对当下写作的超越性实践？在这里，一些有关“新乡土叙事”的理念倡导或“说法”，似乎有意地将其区别于前者。在界定有价值、有意义的“新”概念，进一步讨论、认识和确立新的范式的前提，一定基于对当代作家的写作现状、写作发生学、文本阐释意义，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和时代关系在内的诸多方面考量，进而从理论层面对新的叙事形态或特征进行深入梳理和界定，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这种概念的提出尚需要谨慎，而且要看它是否确有既成的、相对可观的创作实际，在审视其文本实践对过往写作的继承性的同时，尤其还要考量这些“新写作”的创新性。

在我看来，“新乡土叙事”与“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新北京写作”的区别，在于“新乡土叙事”的“乡土”相比较“东北”“南方”“浙江”“北京”等“区位”而言，具有溢出“地方知识”、区域归属的意味。“乡土”本身蕴藉着更为丰饶的内涵。“乡土”具有无与伦比的阔大的叙事空间，蕴蓄其间的人文性力量不可估量，也不可复制。正如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这无疑是要凸显地方性、地域性环境、语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烙印，它对于作家的个性形成和塑造至关重要。对于每一位写作者而言，地域性经验可能会构成叙事的源头般的力量。任何一个人从他出生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结，无不带有其出生地和成长地的印记，作家的人生“出发地”，往往就是他写作的“回返地”。对作家而言，地域性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独特的地理风貌、世情习俗、历史、现实和文化积淀，都已经成为他的写作资源。无论是直观的、隐蔽的，还是缄默的、细微的经历，尤其那些“旧”经验，充分地显现出作家叙事的身份自觉，并且随时都会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虚构冲动的产生。特有的、有记忆的空间感，或者说，那种对曾经拥有的空间的唤醒、顿悟，就是对世界、存在的再度确证、体认，这些无不具有富于个性化的、深层的温度和气息。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叙事的“自传性”品质不可或缺。所有的叙事框架或结构，都不可避免地镶嵌着作家精神原乡的灵魂、情感的丝带。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地域性、地方性也可能会给文学叙事带来某种“类型”和局部的“经验泛化”。因为空间作为地域性的显现方式，在宿命般地馈赠给作家写作资源的同时，也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作家的个性优势和审美独特性。因为地域的内容，还有更多是社会性的，而且，它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且具有某种普遍特质。

“地域性”或“地方性”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予作家自信，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叙事的自由，这也确是一个两难的悖论性问题。在我看来，“诗人是地域的孩子，也是地域的作品”这种说法，其实也是给作家的某种警示。那么，无论“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还是“新东北文学”，这些“地方”既可能是属于“这一个”作家的叙事起点，也可能成为惯性叙述的瓶颈，会使作家沉溺于曾经的、身体的、记忆的或精神的“乡土”，也可能会让作家难以进入想象的“自由王国”。越过浮游的高度地方化的藩篱，生成“看不见”具体地方的乡土长焦远景，才可能避免成为叙事的“类标本”。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对不同作家的具体创作和文本阐释中获得文学价值的确认。也就是说，贾平凹有贾平凹的乡土，莫言有莫言的乡土，迟子建有迟子建的乡土。甚至，我们还可以追溯到鲁迅、叶圣陶、沈从文和萧红，他们的写作，无不是始终缠绕、盘踞在属于他们自己的乡土之上。20世纪初迄今，几代中国作家念兹在兹、萦绕于怀的“乡土”情结、乡土情感和情怀，就是这样，繁衍不止，生生不息，呈现出不同时代个性化的、别样的乡土。

我们在阅读沈从文的《边城》、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时的感受是深刻的，对里面的人物也记忆犹新，它们都是现代文学乡土叙事的经典之作。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乡土、乡村、乡愁，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一种情感、情怀、情境，也是一个生态化的精神空间，文化、心理空间。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身处的时代，作家面对我们所处的生活，面对这个时代的各种变局，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在一个什么空间位置上进行思考和叙事，依据什么样的叙事视角、叙事伦理来书写今天的乡土。所以，就像“新东北文学”概念的提出一样，今天的“新乡土叙事”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叙事诉求？它的“新”在哪里？是“新时期”之新，还是较之萧红乡土叙事的时代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它这里面有个逻辑关系，也有一个概念定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