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叙事”抑或“新乡土文学”并不是当下才出现的新话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就有相关讨论，但至今却仍然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的、热议中的命题。这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仍在持续。这一变化是包含方方面面在内的整体性、结构性、根本性的转型。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发展呈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科技化的进一步深入，召唤着新发展格局的不断生成与演进，也加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新山乡巨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镜像。

一、“新乡土”与“新主体”的生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早已成为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一环。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乡村的面貌也在不断产生新变。这一变化是剧烈而深刻的，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生态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而“新乡土”之现实的改变，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引起他们在伦理秩序、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生产方式、情感认同等方面的革命性转变，而人的变化又能反过来重塑乡土的格局。因而，“新主体”与“新乡土”是相伴相生、互为因果、互相建构的关系。

可以说，当下的“新乡土”是一个巨大的“召唤结构”，没有固定的形态，并且正在不断“增殖”。因此，“新乡土叙事”具有丰富的言说空间、强大的生命力和珍贵的价值意义。它不仅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的“新山乡巨变”，还能以文学的形式提供一份鲜活的乡土经验。现实主义的“幽灵”在“新乡土叙事”中重新获得栖身之地，并且在作家的叙事中达成与现代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合谋”，深化“新乡土叙事”的时代命题与哲学品格。正如曾攀所说：“‘新乡土叙事’脱胎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乡土文学的多元转向，尤其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山乡巨变背景下，在主体性、实践性、发展性与时代性四个层面，建构起了自身的艺术理念和意义系统，并且不断生产出迥异于既往乡土小说的沿革诉求、主体建构、话语伦理和价值谱系。”①而“主体性”的建构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新乡土’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实践’参与以及‘时代’的‘发展意志’”②。质言之，只有准确把握处于大变局之中的新质主体形象，才能够锚定深入叙写“新乡土”之结构变化、思维方式、精神内涵的靶位。

从这个意义而言，“新乡土”背景下的新质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李约热《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中的李作家、滕贞甫《战国红》中的陈放、忽培元《乡村第一书记》中的白朗、李田野《我是扶贫书记》中的张荣超等。他们有的是大学生村官，有的是驻村第一书记，共同点是都带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回到乡村，从多方面统筹发展，带领大家摆脱贫困。另一类是乔叶《宝水》中的地青萍、付秀莹《野望》中的二妞、关仁山《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九月还乡》里的九月等。他们返乡后带回自己最新的学识、技术以及现代经验，或投资办厂或直播带货，以多元灵活的方式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人”主体。这两类主体，一般都在城市中受到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敏锐的商业触角、知晓法制经营的规则、拥有知识、懂得技术、能够将互联网+运用到乡村发展的实际中，明白现代社会运行流转的逻辑，可以多维助推乡村发展。

此外，鬼子暌违18年之久的长篇小说《买话》也贡献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新质主体——刘耳。刘耳是不同于以上两类的新一类，说刘耳新是因为他并不是经济意义上将现代科技与新型管理模式、生产关系带回乡村的经济主体、行政主体或新型劳动者，而是指他在“城乡关系”中的身份与处境，以及他“返乡”后的遭遇、行为与选择。重塑“城乡关系”这一新的历史“卡夫丁峡谷”并不容易，鬼子以文学的形式进行了一次探索。在《买话》中，城与乡不是简单的对立结构，也与以往将小镇空间作为二者结合的“中间地带”不同，这次，刘耳这一人物成为鬼子安置城与乡的矛盾与融合的“装置”。

总的来说，以上几类主体形象，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而融入“新山乡巨变”的大潮中而获得“新质”的主体性质素，都不可逆地彰显着他们作为现代化主体正在经历的由内到外、从上到下的嬗变。并且他们的新变正在与大时代的潮流同频共振。讨论他们的主体性如何得以赋形的具体过程，就是对“新乡土”之丰富样态与具体“风景”的一次“打开”与“发现”。

二、新质主体的形象赋形

首先，讨论“新乡土叙事”中主体形象的建构问题，必须要处理好“新乡土”与旧传统之间的关系。毕竟，任何发展的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体呈现出有先有后、有常有变的规律。不能因为一个“新”字，就忽略了所有还留有“乡土性”的乡村样态，这样反而会造成对“新乡土”之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遮蔽。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说的“新”绝不是对“旧”的全盘否定。“新乡土”的“新”与“旧”之间，存在着辩证法。正如李壮所说：“乡土世界中存在的新与旧文化观念的交织、碰撞，也使得‘旧乡土叙事’成为我们创作和阐释‘新乡土叙事’时不可能绕开的‘潜文本’‘前文本’。”③在我们言“新”的今天，百年乡土文学传统无疑是不可逾越的传统资源。在一种历时性的发展对照的眼光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新乡土”的内涵，由此才能更贴切地阐释与探赜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