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田代琳到东西，这姓名的变化自然包含了身份的迁徙，一如从周树人到鲁迅的变迁。其实，更应该指出的是，从田代琳到东西，并不只是身份的平面转移：它其实还意味着阶层的纵向跃升。当然，一个出生于桂西北山野的农家子弟，成功地从祖辈的宿命中逸出，摆脱了刀耕火种的亿辛万苦与朝不保夕的穷年累月，成为一个文学大家，一个名满天下的小说圣手，这昭然若揭、毋庸讳言的阶层跃升所彰显的，远不止标配于各类滥俗励志故事中的积金累玉、钟鸣鼎食、灯红酒绿和裘马轻肥，远不止这样的肤浅和庸腐——虽然这常常是谈论“身份政治”的基本起点。更重要的是，从田代琳到东西，是由长期而巨大的城乡落差所引爆的“现代性”震惊，是多维视野的纷纷开启，是多元经验的层层累加，是越来越敏锐的时代体悟和越来越深刻的人性洞见，是生命意义上的丰富，是灵魂意义上的卓拔，是纷至沓来的、几可将他没顶的种种历史和社会价值的赋予，是对决定尊严的所有条件与尺度的全面认知和不断刷新。这与鲁迅的“从小康坠入困顿”、张爱玲的从贵胄降为布衣，是全然反向的路径。我以为，这样的跃迁深深震撼过甚至仍然震撼着成为东西的田代琳，从而使他对此拥有异乎常人的精神感怀与心理铭刻。在长篇小说《后悔录》中，陆小燕每次去探监，都会在接见室里与服刑的曾广贤面对面坐着，“两双手就不约而同地抓在一起”。东西顺势写道：“两双手一靠近，就像工人拥抱资本家，平民拥抱贵族，黑种人拥抱白种人。”这句比喻性的描述，不只是表面化地用于摹写两双手各自不同的劳损程度的，也不只是简单地标示曾广贤与陆小燕两人墙里墙外的、某个局部的法律身份的分野。这句比喻性的描述所呈示的，更是阶层跨越的浅白意象，而它所更具的语言学意义是：工人/资本家、平民/贵族、黑人/白人，这包括了阶级、文化和种族等诸种历史对立在内的“身份政治”，作为一种话语结构已然深嵌于东西的语言，即便在最普通最一般化的日常语境中也能脱口而出，顺势而下，俨然是一种语言惯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句看似普通的比喻性描述其实并不普通：我们从中或多或少看清了东西的经验底版，看清了他的思想背景上某个醒目的印戳，从而发现了他的情感渊薮，他的叙事动机，以及他的文学之所以如此的深层修辞。毫无疑问，在阶层的鸿沟前临崖而立，“于天上看见深渊”般令人窒息的忧愤与哀戚；在阶层跃迁过程中的旧时记忆与当下经验，这记忆和经验浩然相对、轰然相撞时迸发的再生般的刺激或震撼，成就了东西的文学，至少，它们汇成了东西文学中最核心和最具力度的部分。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长篇小说《篡改的命》（2015）视为东西的锥心之作，因为，从里到外、从头到尾，这部小说结结实实地是关于“身份政治”、关于阶层跃迁的一次充分而极端的文学表达，是东西的经验世界里最内在的心理病根所积聚的典型症候的总爆发。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汪氏一门所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改命”，便是如何实现阶层跃迁——如何从胼手胝足、命似草芥的乡下人、庄稼人，成为旱涝保收、养尊处优的城里人、官家人。作为乡下人、庄稼人，汪槐清楚地认识到，“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输了，输在起跑线上”。因此，“改命”或说实现阶层跃迁便成了他一生的执念，信仰一般百折不挠，进而深刻地影响并遗传给了儿子汪长尺。所以，当汪长尺得知妻子小文怀孕，便立刻决定动身进城打工，因为——他说：“别说是生孩子，就是一个屁，我也要憋到城里去放。”为了能在城里扎根，为了能赚得向往中的体面，他们先行输出了体面，坠入种种不体面：汪槐夫妇成了街头卑躬屈膝的乞丐和脏污不堪的拾荒者；汪长尺在毫无保障的工伤中成为耻辱的阉人；小文则在生下大志后，势所必然地迅速成为失足女；最后，为了能让大志成为城里人，汪长尺亲手将儿子奉上，送与仇人林家柏做养子。汪长尺面对此际的伦理难题，只不过是略事沉吟，便轻松跨越了最后的尊严，直至毫不犹豫地交付出自己的性命——真是：人不畏死，奈何以尊严拘之？但是，在汪氏一门看来，“改命”的大功告成，大可冲淡甚至抵消代价的惨痛：汪长尺在内心、在遗书里就不无欣喜、不无自豪地喊道——“爸，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在城里种下了一棵大树”“汪家的命运已彻底改变，我的任务完成了”！有意味的是，在小说临近尾声时的一段超现实主义的叙述中，汪槐为汪长尺的亡灵“做法”，他不停地问：“长尺要投胎，往哪里？”亲戚、朋友、乡党以至全村人都一起帮着喊“往城里”。由此可见，“往城里”对于汪家来说已是一种生死相继的永恒追求，是誓不回头的唯一目标。而更有意味的是，当汪长尺的亡灵在咒语中飞升，飞到省城的一家医院转世投胎，最终成了仇人林家柏的亲生儿子。由此可见，在汪家那里，为了成为城里人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论是非的，是莫管荣辱、无问东西的一条道走到黑。

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我想，汪长尺与田代琳/东西应该是同代人，或者，更直接一点：是同龄人。我猜，汪长尺在高考分数发榜前的人生，几可与彼时的田代琳相互覆盖。因此，东西肯定像了解自己的掌纹那样了解汪长尺，就像他了解田代琳一样。他了解并深深懂得汪长尺的“改命”执念，懂得这执念背后巨大的身份政治，懂得这身份政治的悠长历史与冷酷现实，懂得这一切中的命运真相与人间万象，懂得所有辗转于其中的人们的悲苦和欢欣、希望和绝望。自20世纪80年代始，“往城里”的故事在我们的文学里不绝如缕，但构思如《篡改的命》这样极端而深刻者，仅就我目力所及，是绝无仅有的。我相信，高考落榜后的汪长尺，是东西的一个虚拟镜像，是他自己在成功地实现阶层跃迁后拟设的失败者形象，是幸未发生于他的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但这既令他心有余悸，又让他心有戚戚。汪长尺因此成了东西心口的一枚刺，是他每每感喟人生时总会不期然浮现的深重黑影。他不得不诉诸笔端，象征性地将其拔除和驱散。然而，如一切文学教科书所示，这个生活中的失败者，在文学中被投射为一个成功的形象。

二

写于1995年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东西的成名作。我把它视为《篡改的命》的前篇。这两部作品各自杀青的时间相距近20年，而这20年的契阔，或许正可引以为据，说明身份政治、阶层意识是如何在东西的文学思维中占据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