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宗俊有缘。多年前，我有一件小事麻烦宗俊，虽不复杂却颇费时间。那时与宗俊并不相识，经他的导师介绍，宗俊帮了我这个忙。费心费力的事情，宗俊做得非常认真尽力，让我相当感动。当时我便觉得宗俊是一个可交的青年。后来宗俊有机缘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做高访学者，我们的关系就更深了一层。所以，宗俊写完《潘军论》，在出版之际，想请我为他写点东西，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既有一份感情，也是一种责任。宗俊托我为他写篇东西，可能是源于两个原因：一个当然也是出于对我们二人情谊的看重；另一个缘由是我和潘军的关系。早年我对潘军略有研究，有一段时间和他还过从甚密，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也能体会到他作为一个作家对中国文坛的意义。所以我将宗俊的委托视作分内之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做作家论研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除非处理的对象是创作潜力方兴未艾或是初露头角的作家，否则难以先声夺人，因为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对创新构成了挑战。像潘军这样有40余年创作历史的作家，作为作家论的研究对象尤难处理。他在文坛究竟处于怎么样的位置？他的写作构成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些问题有待直面。作为作家，潘军有创作声望，也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但是始终不温不火。写潘军的作家论，无疑需要勇气，需要眼光，需要功力，因为这对研究者的掌控力提出要求，研究者要能“托”得住一个作家，尤其是像潘军这样奇特的作家，他是某种另类。当然读了《潘军论》之后，想必我们将会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作家。

话说在前面，不妨从潘军的名字入手。潘军的父亲姓雷，母亲姓潘，而他后来之所以取名为潘军，其中的缘由我还没有细细考究。潘军可能是他的笔名，假定他起名为雷军，那么便更恰如其分了。何以潘军不起名为雷军？这是不可思议的。潘军是一个能够“雷”倒人的作家——或者说在本雅明的意义上的“震惊”，当你把他所有的作品读完之后，便不得不相信他是雷军，而不是潘军。但潘军却以这个更加温和的名字行世，这不只是他个性还有内敛的一面，另外还是有渊源可溯的。潘字有三点水，这三点水恰恰与他故乡的风土有渊源。他的故乡是位于皖西南的一个小镇，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条有活水的河边，他小时候的乳名叫小河。据潘军所说，至今老街坊邻居还叫他河伢子。由名字中的“水”联系到故乡的水，再联想到潘军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水”意象，这一脉相承的文化记忆恰恰解释了名字的某种源起。潘军本来应该叫雷军，与小米的当家人雷军同名。历史何其富有戏剧性，潘军早于雷军多年弃文下海创业，铩羽而归，在文坛时隐时现。而雷军在商界叱咤风云，早已成为当代英雄。潘军还是潘军，他本来可能会是小说界中的雷军，他是以潘军的面目出现的雷军。这意味着潘军在文学界的分量，宗俊的书对此进行了更加透彻的揭示。

潘军的创作体量非常之大，他的创作经验相当丰富，他写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还写话剧，写电影剧本。他自编自导，执导电影与话剧，甚至演话剧。潘军对自己的演艺才能非常自信，他的才能乃是家传。他出自艺人世家，父母都是黄梅戏艺人，外公也是黄梅戏的艺人。大家切莫小看艺人，艺人乃艺高胆大之人，舞台上的胆量非常人可比。艺人胆大包天，他敢当众去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设想大庭广众之下，他们或手持大刀杀人越货，或置身歌舞楼台，打情骂俏，假戏真做。我非常欣赏杰姆逊对本雅明的致敬，当被问及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路数时，杰姆逊说他师法本雅明，而本雅明在某种意义上则从波希米亚人身上获得灵感。波希米亚人偷来别人的孩子，让他去走钢丝。每当读到这句话，我都深感这背后的极度残忍。偷来别人的孩子，这本身是尤为残酷的，却还要让孩子们去走钢丝，这个事件和这种命运何其残酷！

现在我们将艺人称作表演艺术家，我认为这种称呼太过温和了，这个职业的内容本身包含着某种残酷性。传统的艺人归属于三教九流，对他们职业的认定虽有争议，但在古代乃至近代，他们均属艰辛困苦的职业。古有贼盗不盗戏子之说，民间以为做贼不成再以卖艺为业。贼人在乱世或许能成枭雄，但戏子却难有这番作为，回顾生平，自然有一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意味。这背后的壮志难酬之感，与王勃所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正相呼应。在这个意义上，潘军的心境亦与他的先辈暗通款曲，接近于心比天高了，但他却并非命比纸薄，他命很硬。虽然60岁以后潘军行事风格大变，但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却是不变的。60岁前他以文为生，60岁后他以墨为宝。潘军的绘画极为精彩。我想说，潘军正是一个徽派文人，他身上承载着老式徽派文人的遗风。我觉得这一点构成了宗俊研究潘军的全部缘由。光是这一点，便足以说明研究潘军的意义。但宗俊对潘军创作意义的开掘，更是越出了潘军在文品乃至人格意义上的历史承续，而展开了多重面向。他的研究目的是相当充分且深刻的，我对此深表赞赏。

写作作家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尚未被文坛充分认识的作家作品，做出全面充分的阐述，给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定位，且这种定位是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这构成作家论的核心，也是作家论的意义所在。相较于一部高头大章的文学史，我认为作家论的意义并不为低。宗俊的学术训练非常好，一方面他的文论展示出精细、认真与执着的特点；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展现出他在南京师范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着大气高调的格调与眼界。所以我读毕这本《潘军论》之后，深感欣喜，这本书几乎可称为作家论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