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林森将自己的笔触转向了海洋，他有关海洋的作品占了相当的比例，以《海里岸上》《唯水年轻》《岛》等为代表的海洋文学作品更是能够代表林森现阶段的关注重点，为读者和评论者所津津乐道。从《海里岸上》到《唯水年轻》再到《岛》，林森对海洋的认知不断发展：从对“海”“岸”关系的反思到重构一种向海而生的生活方式，再到发掘一种源自海洋的文化底色并以之为契机对海南文化进行反思，海洋已经成为林森创作中的一个视角或者一种方法，借由海水的折射，林森看到了更多有关人类与世界关系的隐喻。

要理解林森的海洋文学创作，则需要将其置于“新南方写作”的范畴之内。林森是“新南方写作”作家群中的一员大将，也是这一文学浪潮的重要发起者与实践者，其本人对此也有着很强的自觉，他将自己的创作称为“走入南方蓬勃的陌生”①。“新南方”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概念，以某种本质性的概念来对其进行总结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但是，就林森的文学创作而言，“海洋”的确赋予了他比其他作家更“南方”的精神气质，“新南方”与“海洋”在林森的创作中融合，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气质。林森的海洋文学显示出“更南”的气质便是源自于此，通过海洋，林森用笔建构着自己的“新南方”，并眺望着更辽远的“新南方”之南。

一、非建构的新南方之海

“南北之别”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建构。这一建构大致起源于魏晋时期，直至唐代“南北之别”方成其形②，这一文化格局持续了千年，而到了晚清，“南北之别”有了一定的松动。钱基博称：“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③钱基博所列举的近代学术谱系则皆在长江之南，这足以证明这种文化建构并非一成不变。“新南方”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建构中“南北之别”的反思，“新南方”之“新”，其中本就蕴含着这种非建构性的特质。“新南方”是不证自明的，是自为的，不需要依靠所谓“南北之别”便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新南方写作”有着一种源自于世界视野的开放性，当那些执着于“南北之别”的作家们还在紧盯着地理意义上的界线之时，“新南方写作”的作家们则越过重洋，将目光投向了与南北无关的远方。海洋，在此时承载着新南方的意义。

林森的海洋文学创作正是这样，他写海，但并不仅仅是写海岸边的生活，而是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不同身份的人群在海上的生涯，这在很大程度上便避免了在描述海洋时代入一种“陆地心态”。人类是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漫长的时光已经使“陆地心态”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形成一种话语上的霸权，人类总喜欢用陆地上的思维方式和尺度去衡量身边的一切，使一切成为陆地上的“景观”。不可否认，这种思维方式在大多数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对海洋文学而言，这种心态却面临着失语的尴尬。海洋文学所处理的问题很多时候超出了“陆地心态”的经验范畴，《海里岸上》中写渔民要“习惯晕船”，《唯水年轻》中写一家几代男丁都葬身海中却又前赴后继，《岛》中写一个人在孤岛上渐渐习惯孤独皆出自于此。林森笔下的海洋不是景观式的、固化的意象，而是需要用生命去体验的情境。

事实上，仅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内，海洋文学的经典作品就不算少，郭沫若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写到了汹涌澎湃的海，庐隐在《海滨故人》中写到了浪漫感伤的海，冰心在《繁星》中写到了平和安宁的海。到了21世纪，海洋文学掀起了一股热潮，王蒙有《海的梦》，张炜有《黑鲨洋》，舒婷的《惠安女子》更是将海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在这些作品中大多存在着一个共性问题，即文本中的海看似在场，实则缺席，也就是说，海洋并未能作为一个主体出现在文本中，而是作为一个被观察、被凝视的客体，静静地、被动地等待着作家的拣选。而在林森“新南方”观照之下的海洋文学创作中，海洋主动参与到小说剧情的演进当中，不再是一个失却主动性的、场域性的存在，而是小说的一个主体，是除了叙述主人公之外的另一个主人公。

在林森的海洋文学创作中，人与海洋的关系是平等的、对话性的。在《海里岸上》中，老渔民阿黄一生与海相伴，甚至因为捕鱼而疾病缠身，但是，在阿黄对海洋的言语中仍能感受到他对这位相伴一生的朋友与对手的尊重：“大家靠海吃海，但现在没人祭海了，大家都信仪器，不信仪式。一门心思只想着钱，渔村没有了……没有了……”人与海洋之间需要一种互动，需要一种灵魂的直接交流，是有温度的，而不是通过冰冷冷的所谓“现代”仪器而达成的掠夺。而渔村的存在也正是这种交流后的产物，人与海洋达成了某种共识，双方互相敬重，互相生成。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是林森在书写海洋时重点关注的问题，现代科技总以为能通过所谓“理性”来解释整个世界，然而，它在面对海洋时是无力的，在面对海洋与人在精神维度的对话时是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