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雕塑“本土化”？

“本土化”的英文为“indigenization”（名词），“indigenize”（动词），其含义非常宽泛，相较于“全球化”而言具有“国产化”“本地化”“在地化”或“民族化”等含义。针对“拿来”或“进口”的现当代中国雕塑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雕塑是其目标指向，因为社会的驱动力不仅仅要满足对西方文化“嫁接”或“移植”，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不断“创新”与“创造”的终极诉求。因此，“本土化”与“全球化”应该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也应当是与“现代化”“科学化”“先进化”“国际化”的统一，是民族“独立性”与他者“移植性”的统一。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本土化”不仅仅是雕塑所面临的课题，而是涉及各个学科门类的宏大课题。当下，“本土化”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较为普遍的课题，不同学科领域对“本土化”有着不同的诠释。有的学者认为“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视野下，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引进和融合，最终形成以本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的过程①；有的认为“本土化”是“一种文化重组”，也意味着在本土地域中形成了“具备独特性的新质”②；有的认为“本土化”是民族文化具有的“本土的、个性的或传统的”特点以及“另指外来文化融入本土”③；有的认为“本土化”是“异域异族异质的‘他者’理论在满足本土化的条件之下，经过本土化机制的规约、融合、内化、操作与变革，使外来理论顺利引入、借鉴与转化的本土理论与实践的生成过程”④。还有的学者认为“本土”不同于“地域”，“本土性”不同于“地方性”，“地域”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而“本土”是精神性的，它有着文化意义上强大的主体意识，正是因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才形成令人仰望的精神地貌⑤。以上阐述虽对“本土化”的内涵侧重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

再来从全球化经济文化视角下来看“本土化”，“全球化”（glocalization）与“本土化”是相对的概念，“既指视角也指行为，主要关注特殊性和地方性”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学界出现了“全球化”这一学术主语，主要是强调全球化的商品要结合本土文化才能获得成功，“麦当劳”的成功就是全球本土化的经典案例，遍布全球连锁店的菜品根据各地饮食文化而各有不同。《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的作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将“全球化”概念带到了文化领域，为全球化理论拓展了新的维度。他的灵感来源于一个日语单词“dochakuka”。“这个词指根据不同地域状况而调整自身耕种技术的一种耕种策略，20世纪80年代，它成了日本企业中的专业术语——‘微观市场营销’（micro-marketing）策略，指跨国性产品必须根据不同地域的特殊文化、习俗与特色而做适当的调整，以契合和打入地方市场的一种策略。”⑦他深受启发，认为词汇的内涵超越了全球化理论中的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论，“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⑧。由此可见，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雕塑“本土化”内涵也要放到“全球化”的语境中阐释才能找到相应的坐标。

通过以上的分析能够基本地揣摩到“本土化”的内涵，但是要完整地揭示中国雕塑“本土化”的内涵，还要将其放到中国雕塑发展的历史维度之中。从中国现代雕塑到当代雕塑的发展脉络来划分，不难看出中国雕塑“本土化”的内涵是不断深化和丰富的。第一个阶段，“本土化”内涵是引进西方的雕塑方法来做中国主题的内容。这一阶段的中国雕塑的主要任务是“启蒙”“强调科学、理性的精神”，是将西方雕塑“观念”与“趣味”向大众灌输和普及⑨。第二个阶段，是经过一段时期对西方雕塑的学习与消化，雕塑家在具备扎实的西式雕塑基本功的条件下，将中国古代雕塑的语言和民间艺术的造型样式与西式雕塑造型相融合的探索过程。这一阶段，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民族化”文艺方针到《论十大关系》和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全国文艺界掀起了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回归的浪潮。第三个阶段，“本土化”内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是传统造型、传统文化与物质符号、传统审美、传统哲学、地域人文与民族精神的全面探索。这一阶段可谓是“多元对话”语境，此时的“本土化”内涵不仅仅是一百年以前的西学东渐，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创新与开拓精神，中国当代雕塑的本土化既是对全球化的抵抗，又是其发展的产物。这不单纯是西方雕塑如何在中国生根结果与中国雕塑的优化和当代化的问题，最重要的终极问题是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的形成与持续发展。

综上，本文探讨的中国当代雕塑的“本土化”内涵包含上述丰富的内容，总结出两个特征：一是对异质雕塑文化的吸纳，二是在吸纳异质雕塑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具有民族精神内核的中国当代雕塑。这两点是与全球化博弈与对话的前提，可见，“本土化”的目的就是“全球化”。

二、雕塑本土化的生成逻辑与文化策略

近代的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从清末到民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之下，“救亡和启蒙”便成为时代主题。从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王国维提出的“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不难看出对西方科学技术、社会体制、文化思想的向往与效仿，社会意识转型使一大批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师法西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而开启。伴随而来的还有“民族化”“民族主义”“民族精神”等思想观念，在激荡的社会变革与东西方思想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之下，文化“本土化”的问题开始被世人思考，成为中国学术界共同面临的重要命题之一。

雕塑的“本土化”及相关的思想观念彰显出文化自觉的强大内生动力，既是对传统文化将崩塌弥留之际的拯救与重构，又是对强势的西方文化话语的无声抵抗。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争论对文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争论之激烈既体现出当时文艺工作的文化焦虑，又反映了他们对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捍卫与复兴的诉求。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宣传“民族化”的号召，“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9年，延安的宣传与文化界开展了一场“旧形式的利用”与创作文艺“民族形式”的文化运动，“民族形式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积极响应。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其内容和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方针，其后‘民族化’逐渐成为一种显性和主流的话语”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