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温床

昏暗的晨光中，布雷夫·卢汉加无精打采地靠墙而立，紫色帽衫拉到眼睛下方，遮住了脸。他渴望赢一场。他住在马拉维首都利隆圭第25区，这里遍地都是泥泞小路和油布店面。连续两天，他在当地一家投注站用卖零食赚来的65美分，给远在5000英里外的一场足球赛下注。“我赌了五场比赛，”他说，“但我对这些球队一无所知。”

一年多来，卢汉加几乎每周都会光顾这家店——一座煤渣砖搭建的有波纹金属屋顶的棚屋，店里只有一张木制投注柜台、几张褪色的海报和一台电视机。他有时自掏腰包，有时向母亲借钱。经过几秒钟的计算，他懊悔地承认，他的损失超过了赢利。卢汉加今年15岁，离当地合法的赌博年龄还差3岁，但他通常有一个14岁的朋友陪着，这个朋友个子更高，长得更老成，如果店里有人说卢汉加年纪太小，这个朋友就会代他下注。“有时他们会把我赶出去，”卢汉加说，“我就把钱交给别人去下注。”

这家店所属的“至尊博彩”在马拉维有数百家分店。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马拉维90%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4美元。“至尊博彩”是在非洲经营的数十家国际博彩公司之一。宽松的监管、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越来越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为这些公司创造了商机。

据研究机构称，过去十年里，非洲的合法赌博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达到73亿美元。尽管非洲博彩市场的规模仅为德国的一半，但在许多非洲经济体中，博彩业所占的份额却在令人担忧地不断增长。例如，在卢旺达，博彩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9%，这一比例约为德国的两倍。“政府乐于接受这种创收途径，”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专注于青少年赌博现象的研究员通德·阿德比西说，“这样赚钱很容易。”

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非洲的博彩业主要是一种欧洲现象，随着殖民者引入纸牌游戏、赛马和赌场而传播开来。20世纪中叶，非洲各国纷纷走向独立，一些新成立的政府为了增加国家预算，引入了彩票。但直到新世纪伊始，博彩业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旅游地区的少数几家赌场，大多数非洲人接触不到。

非洲人对体育运动（尤其是欧洲足球）的浓厚兴趣推动了当前的赌博热潮。在电视仍属奢侈品的社区，博彩公司大肆宣传，以吸引顾客，并让他们成为回头客。“至尊博彩”在非洲20个国家设有投注站，还聘请了前切尔西前锋、科特迪瓦球星迪迪埃·德罗巴代言。其竞争对手“一流博彩”则与尼日利亚歌星达维多·阿德莱克达成合作协议。肯尼亚的“体育博彩”公司赞助了欧洲的埃弗顿足球俱乐部和都灵足球俱乐部。

在非洲，赌博变得越来越容易。2023年，非洲人在网上投注的总金额约为29亿美元，是十年前的50多倍。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也有越来越多人能通过互联网投注，这为博彩公司带来了数以亿计的潜在客户。“贷款方便，投注也方便——这让许多非洲人陷入了债务陷阱。”肯尼亚博彩意识协会的创始人尼尔森·布维尔说。这是一个致力于减少赌博相关危害的非营利组织。

在农村地区，甚至像利隆圭第25区这样的城市地区，投注站俨然成了一个个非正式的社区中心。它们往往是周围唯一有电视的地方，当地人经常和朋友聚集在这里，观看大屏幕上的比赛。“他们村里晚上没有灯，如果你开一家店，有灯光、空调，每周播放足球赛，这里就会成为社交中心。”曾于2011到2017年间担任“至尊博彩”母公司商业经理的英国人尼尔·威尔基说，“你的生意一定会成功，因为那里没有其他可供人们消遣的东西。”

在格拉斯哥大学研究博彩业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社会学家克里斯·布恩表示，赌博有时能增加政府预算，但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非洲以外的投资者。“博彩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的是一种虚假的希望。”他说，“它从那些真正需要钱做其他事情的人身上榨取钱财。”

布恩还指出，除了给卖彩票的代理商付工资，这些博彩公司很少为非洲国家的经济作出什么贡献。肯尼亚的“体育博彩”公司总部设在英属马恩岛，其竞争对手“安全投注”则隶属于一家瑞典公司。在“至尊博彩”的英国母公司埃迪泰克，区域经理通常是黎巴嫩人，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持由罗马尼亚提供。公司创始人弗兰克·阿塔尔在英国和阿联酋都有住宅，公司的利润则被转移到爱尔兰的一个实体。这三家公司都宣称，它们缴纳了充足的税款，并为非洲数千名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洲各国的监管环境差异巨大：有些国家对赌博明令禁止——在索马里，赌徒可能会遭受公开鞭刑或面临牢狱之灾；而在其他国家，短短几年内就有几十个新的博彩机构入场。在乌干达，办理博彩经营许可证只需几千美元，该国目前有近80家注册在案的博彩机构。2023年，《博彩研究杂志》上的一份报告发现，非洲有些地区大约1/5的青少年属于“问题赌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