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黄令仪，身形瘦削，穿着粗布衣，短发银白，走起路来行动有些迟缓。旁人很难将这位其貌不扬的老太太同高精尖的芯片联系起来。可是她的学生知道，黄老师到了实验室，坐在电脑前拖着鼠标查看版图时，目光犀利，一丝不苟。那是一名顶尖科技工作者的风范。

1936年，黄令仪出生在广西南宁。她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广西博物馆创始人，母亲则是广西化学纤维所的元老。

4年后，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科学家发现了硅中的P-N结和光伏效应，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掀开了半导体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与半导体技术近乎“同龄”，黄令仪的一生与这项事业紧密缠绕。

这并不是一个为大众所知晓的名字。直到2023年6月，黄令仪去世两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周琪才在致辞中提到了她。

“不久前刚刚离开我们的微电子所研究员黄令仪老师，为了解决国家芯片‘卡脖子’问题，年近八十依然坚守在龙芯研发中心。她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周琪哽咽地停顿了，“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从1960年进入清华大学进修半导体算起，黄令仪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领域躬耕了60年。她的同事、学生中有很多院士，而她退休时的职位依然是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她不爱做项目负责人，只钟情于一件事：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做芯片。

翻开黄令仪的人生篇章，也就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中国集成电路事业发展史。她属于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人才，参与研制用于“两弹一星”的第一台航天计算机，研发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集成电路通用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大型向量计算机的核心器件，直到研制出我国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龙芯一号，结束中国计算机“无芯”的历史。她也由此被后人称为，“中国龙芯之母”。

跨越半世纪，在题为“自主”的曲折求索中，这颗赤忱的“中国芯（心）”经历呐喊与彷徨，始终澎湃有力地跳动着。

“向科学进军”

1958年，黄令仪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电机及电器专业毕业，随即被派往清华大学新开设的半导体器件及材料专业进修。

老照片里，年轻的她扎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视前方，眼神清澈、坚定。22岁的她和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半导体事业，都一样风华正茂。

此次进修，可谓恰逢其会。

1950年代，国外的半导体研究正飞速进展，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技术封锁。时不我待，黄昆、王守武、汤定元、洪朝生等最早一批回国的半导体专家，筹办了“全国半导体物理学讨论会”，希望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

1956年，新中国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疾呼：“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半导体被列为国家发展新技术的“四大紧急措施”之一，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专业很快建立起来，清华大学的半导体专业就在其中。

在清华时，黄令仪师从当时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李志坚教授，在晶体管组进行合金P-N结（半导体器件中的一种基本结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李教授在课上讲完P-N结，学生马上就能在科研中实测观察。

进实验室的第一天，四壁空空，只见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蹲在电炉边，炉上有一个玻璃烧杯，里面有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紫蓝色硅片。年轻人告诉她：“这是要做二极管的。”

1960年，黄令仪返回华中工学院，带领一批比她还年轻的学生，风风火火地创建了半导体实验室。“什么都自己干”，她（他）们用半年多时间研制出了二极管。但很快，三年困难时期来了，华工只得下马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一批新建专业。1962年，黄令仪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二室101组（固体电路组）工作。

黄令仪回忆，进实验室的第一天，四壁空空，只见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蹲在电炉边，炉上有一个玻璃烧杯，里面有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紫蓝色硅片。年轻人告诉她：“这是要做二极管的。”

这名年轻人就是1959年从美国归来的青年科学家黄敞。他曾在美国电化学与半导体会议上发表外延模型，预言其可以改变晶体管特性，其研究成果至今仍是世界半导体开发研制的重要基础。

在黄敞的带领下，101组正在研究厚膜电阻译码器二极管矩阵（混合集成电路）及外延技术，这不仅在国内领先，也与世界相同步。黄令仪被分配研制平面二极管、外延小功率开关三极管，“一切都很吸引人，开始埋头苦干”。

灯火辉煌156

1965年8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在台上来回走动，激动地挥着双手说：“我提着脑袋把任务给你们要来了，你们要好好干！”

这个任务，指的是研发适用于航天领域的箭载微（小）型计算机。20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战略武器的研发迫在眉睫。火箭是远程导弹的载体，制导计算机则是火箭导航和控制系统中的核心部件，用于控制火箭的飞行路径和姿态，调整发动机推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