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者Columnist

周仰

摄影师、译者

作品关注记忆、文化遗产与神话。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在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报道摄影硕士。作品曾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天水摄影双年展、浙江美术馆、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等展出。

多年前，中文互联网上流行过一句话，叫做“有图有真相”。虽然是句戏谑之语，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人们对图像，尤其是摄影图像的期待，即照片应当是种证据。苏珊· 桑塔格（Susan Sontag） 对此发表过强烈的观点，在她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Pain of Others）中写道：“若我们以为是某位艺术家本人所作的一幅画被证明并非他所作，那幅画就会被判定为赝品。一张照片，或可在电视上、互联网上看到的纪录片被判为赝品，则是因为它被证明所呈现的场景欺骗观众。”无疑，期望一张照片客观地记录真相，是非常普遍的大众心理，但在现实中，这些年随着技术进步，摄影的证据属性不断被消解。2023 年对摄影师来说，最大的“冲击”莫过于所谓“AI摄影”的兴起，颠覆了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提出的摄影的精髓：“这个存在过”，至此，照片与真相的关系完全被切断，于是不少人哀嚎“摄影死了”。然而，退回到 AI 摄影、数字成像、Photoshop 等这一切便捷的影像操控手段出现之前，摄影中就一定有真相了吗？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在《所信即所见》（Believing Is Seeing）一书中指出，“摄影中的真相是个虚幻的概念，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东西”。多年前，我翻译了此书，几经波折后，近日，《所信即所见》终于付梓——那么，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算是某种意味上的译后记，即便莫里斯对于照片和真相这个话题的探寻已如此完善，作为译者，我并不能补充更多。

从目录看，除去前言和后记，本书共有六篇文章——与其说是论文，不妨说是六个探案故事，在其中，作者莫里斯既是委托人也是侦探。记得大约在 2012 年我第一次接触到《所信即所见》，从试译开始，我就被这本书迷住了。试译的是第一章，关于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战地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的一张（或者说两张）照片。长话短说，芬顿有一张最著名的照片“死影之谷”，常被誉为表现战争之恐怖的一幅照片，呈现了遍布炮弹的山谷道路。莫里斯在读桑塔格那本《关于他人的痛苦》时对其中提到芬顿的几句话产生了疑问，桑塔格提到实际上“死影之谷”这幅照片还有个孪生版本，炮弹集中在路边，并且她断言“路边”乃先拍的，而后芬顿让人把炮弹放到路中间，拍下第二张，由此论证“很多正统的早期战争照片，后来被证明是经过刻意安排的，或其对象被摆弄过”。我想大多数读者并不会像莫里斯那样，对这一段话提出问题：桑塔格如何知道芬顿“摆拍了”炮弹在路中间的照片？以及更为根本的，她如何能断定哪张照片先拍？莫里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且着手调查，甚至为此专门前往照片拍摄的克里米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