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观看女儿苏珊参加的体育赛事。我喜欢比赛中的一切声音——运动鞋在体育馆地板上摩擦发出的吱吱声，激动人心的时刻看台上混乱的叫喊声，球棒恰到好处地击中垒球时发出的噼啪声，还有三振出局后队友给予的善意鼓励：没关系，没关系，做得很好。

但我的欢呼声太大了。我会跳起来，在场边大声喊叫，挥舞着手臂，就像某个发疯的航空交通管制员一样。我总是让苏珊感到尴尬，她要么完全不理会我，要么狠狠地瞪我一眼，以至于其他家长会扬起眉毛转向我。“哎哟，你惹她生气了！”他们会大笑着说。由于我总是用匈牙利语大喊大叫，他们不得不问我到底说了些什么。

苏珊有个队友叫霍莉，她的母亲珍妮特也和我一样大声，我们常常在看台上坐在一起看球，制造了双倍的热烈效果。珍妮特有时会带着啦啦队的花球来看比赛。这些花球之于霍莉显然正如我的匈牙利语之于苏珊一样：简直丢人。

大约在苏珊宣布禁止我说匈牙利语的时候，霍莉也禁止珍妮特挥舞花球。此后，珍妮特把花球给了我，我把它们高高地摇过头顶。最终，女孩们干脆禁止我和珍妮特来看比赛。

尽管如此，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会这样做：欢呼，挥舞花球，在每一个喧闹、尴尬的时刻。我认为拥有自己的啦啦队队长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里有一个相信我的人，这个人相信我可以做了不起的事情，并且永远不会停止支持我。

当埃利奥特离开宾大前往森托科时，一位老朋友向我伸出了援手。

戴维，就是那名医学生，我曾经把他的实验结果扔进垃圾桶，并宣称那是“垃圾”，他早就完成了在埃利奥特实验室的短期工作。他回到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完成了实习。现在，他是宾大医学院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