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就是国家应该承担老百姓福利，像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这个观念的源头，一般我们都认为是西方国家。

其实在西方，福利社会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产物。中世纪时候，欧洲那些国王，在历史书中的主要形象是打仗的骑士，而不是救济贫民或者领导民众共同抗灾的领袖。

就算在现代化开始之后，西方人也没有这个观念。比如19世纪的英国，也就是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普遍观点仍然是：即使社会应该有一些扶贫济困的措施，也应该尽可能是低水平的。穷人住到福利院里面，不仅条件要差，而且也不能给他们尊严。

富人为啥这么心狠呢？其实是怕形成“养懒汉”的后果。

一直到19世纪后期，德国首相俾斯麦才提出建立对大众的社会保障制度。尔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发展，1942年英国发布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这才提出全面建设福利社会。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套制度运行才几十年，就已经产生了众多恶果。民众看来，税收最好是只减不增，福利最好是只增不减。社会负担越来越重，有的国家经济运行已经出现困难。

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百多年前英国人担心的那个“养懒汉”的后果，还真的就发生了。现在，这套福利国家的观念，在西方还能不能持续下去，已经是前途堪忧了。

但是，今天我们想谈的是中国。我们可能忘了，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实历史要悠久得多。

从大禹治水开始，政府在抗灾救济方面就承担着领导责任。先秦的时候，就已经系统总结出“荒政十二条”，也就是在遇到灾荒的时候，政府应该做的十二条配套措施。从战国开始，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建有“常平仓”，在好年景购进粮食储存起来，预备歉收年开仓放粮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