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广院名师苗棣有句名言：“广院每年都长得不一样。”
的确，假如一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生回到母校，从北门进来，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连一条路、一栋楼都不认识，直到快走到南门才会如释重负地看到熟悉的主楼。但其实它早已归某个学院所有，虽然墙上“主楼”二字犹在。
今年9月，由“广院”（即北京广播学院）进阶而来的中国传媒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学校70年专注于广电乃至传媒教育，如今在校生规模已近两万人。有人戏言，你只要在一个媒体人扎堆的屋里随便一打听，十人里可能少说有三四人出自这所学校。
每个人心中对这所学校的印象可能大不相同，甚至不乏我的广院、你的中传互不买账者，然而多数人还是觉得，尽管时代在变，一切都在改变，但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
“我觉得再卷，广院也应该有点儿开放的基因在。”白岩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又加重语气补充道，开放一定伴随包容，否则“不行”说多了，“行”也就没了。
两度撤销，两度复校
无论哪一代人提起广院，即便是近些年刚进中传的新生，都会在一点上找到共同语言，那就是“小”。
1959年是广院开办本科后第一次招生。整个学校就是一栋灰色五层楼，一层是食堂，二层是办公室，三四层是教室和实验室，五层是学生宿舍。“大灰楼”呈马蹄形，中间环抱着的篮球场就是全部场地。难怪天津来的同学惊呼：“这是大学吗？简直是个小饭锅！”
然而，就是这口广院起家的“小饭锅”，已是“三级跳”的成果了。
1954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在北京良乡发射台成立，就设在原来存放旧设备的大仓库内。这里，才是广院70年进化史的真正起点。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播，电视这一新事物出现在地平线上。培训班顺势升格为“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学历为大专。
1959年上半年，借着广播事业“大跃进”的东风，学校获批扩建为本科院校。至此，北京广播学院正式诞生。
59级共招收573名本科生，分新闻、无线电和外语三个系。其中，新闻系四年中竟然分了六次班，可见初创时期的跌跌撞撞。但新闻系学子们的集体记忆却被一个人点亮，这就是温济泽。
温济泽原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主管对外广播的副局长，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范。他被划为右派，1960年调到广院新闻系。有一次，青年教师吴军听见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左荧称他为“温济泽同志”，感到吃惊，私下问左荧，左荧诡秘地笑笑说：“你太年轻，还不懂……将来总会弄明白的。”或许，正是广院创建者们多的这一分通透，使得包容文化一以贯之地传递下来。
很多人回忆，温济泽讲课旁征博引，语言干净生动得像一篇可以直接播出的稿件，一堂课下来就像一场知识和精神的盛宴。他还出面请来吴晗、许涤新、任继愈、王子野、韦君宜、赵树理等大学者做讲座，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59级新闻系的姜平章称温济泽是点燃他们生命之火的人。他感叹，温济泽任何时候都不惊不惧，眼里有光，仿佛“内心有某种矿源”。有人说，温济泽被打成右派的不幸，成就了59级、60级、64级、65级新闻系学子们的大幸。
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中间缺了几级。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广播电台压缩，电视台偃旗息鼓。按照要求，广院1961年和1962年没有招生。更严重的是，上级通知广院于1964年结束办学。
广院人很快找到了一个新的存在理由：对外广播缺乏人才，尤其是小语种人才。经力争，加上1963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到1965年，广院已开设23个小语种专业，成为全国培养非通用语人才的五大基地之一。
早期的广院实在太小太轻量了，每当暴风骤雨来袭，根深叶茂的可能只是“遭遇严重困难”，于它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但这似乎也给它带来了一种很强的韧性，严冬一过就重新冒头，春天一来就赶紧生长。
同样的一幕，“文革”中又重演了一次。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北京广播学院。不久中美关系破冰，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周恩来的过问下，1973年3月广院又恢复了。
一口“小锅”是无论如何支撑不了学校的发展的。学校四处觅地，几次与理想地段失之交臂，1965年终于趁着北京石油学校整体迁往东北之际盘下了它的校园，作为东校区。复校后，学校整体迁入东边，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定福庄东街1号。
广院之春
如果灰楼时期广院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小”，那定福庄时期则是“偏远”。北京高校集中在西边的海淀区，广院却几乎孤悬于东五环外，很长时间周围全是农田，路上跑着骡马车，交通极其不便，十足的荒郊野外。
或许因为这种偏远荒凉，一到春天，那种生机勃勃的萌动感就愈发强烈。尤其是，广院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83级电视系学生、学生会文艺部部长陈临春发现，不知是不是春天来了引起荷尔蒙变化，他无论走在路上，穿过小树林，还是在食堂和水房，都能听到播音系男生们在“咿咿啊啊”地练声，练着练着就用他们充满中气的声音引吭高歌起来。
这届学生会是新近换届成立的，各部门暗自较着劲。外联部请来谢晋等大咖做讲座，听者趋之若鹜，文艺部也组织了一次校园吉他大赛，却反响不大。陈临春想到，既然有播音系这样的天然优质资源，搞个“‘广院之春’学生歌手大奖赛”能不能扳回一局？
开局并不理想，只有十四五个人报名。陈临春心想，观众能把小礼堂坐满就算成功。结果观众不断拥进来，很快把788座的小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要知道全校学生也不过一千来人。
新落成不久的小礼堂实际上是间大教室，讲台又低又浅，与观众席几乎没有界限。舞美和音响都很寒碜，只有舞曲当伴奏带，有的选手也唱得实在不敢恭维，引来阵阵哄笑。有人把喝完的空饮料瓶子随手扔上去，没东西可扔了甚至脱下鞋往台上扔。有这样的“珠玉”在前，现场报名参赛的排起了长龙。
当晚39个选手唱了四个半小时，几乎没有观众中途离场。比赛结束后，陈临春与张歌东等人收拾完筋疲力尽往寝室走时，已快凌晨1点了。平时7号楼和8号楼（当时广院仅有的男女生宿舍楼）早已漆黑一片，那晚却灯火通明，笑语喧哗，今夜无人入睡。那一刻给陈临春带来的震撼，隔着40年的岁月依然鲜明无比。
那一天是1985年4月26日。从此，纸飞机漫天飞舞、哄台声震耳欲聋、创意不绝的“广院之春”时代正式宣告来临。康辉曾回忆，有一次他和叶蓉一起担任主持人，上台前对自己说的话是：“不管怎样，把话说完。”
陈临春认为，“广院之春”如果在科班艺术院校可能就得挨骂，会被认为是胡闹，是亵渎艺术，但广院的土壤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