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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已侵占洪赵。母亲说，日本人来了，全村人就钻沟，叫“跑反”。跑反的时候，不要说人，连狗都不叫，夹着尾巴，跟在后面；抱着的母鸡，一声也不鸣；拉着的黄牛，低头默默前行。人畜都是惶恐不安，静悄悄地逃命。
母亲的记忆里，比日本人可怕的是“二鬼子”（伪军）。他们头捂毛巾，打扮成百姓模样，吼着嗓音叫唤，“日本人走喽，日本人走喽！快回来吧，快回来呀！”上当回村的人，轻者失财，重者丧命。
有一年年关将至，姥爷在亲戚家借了二十来斤麦子。怕收捐的协助员发现，不敢在村里石磨上磨。借了邻家磨豆腐的小石磨，就着油灯，用手扳着石磨，偷偷磨了大半夜，才把那点麦子磨成白面，想着过年时能稍微做点改善。不料想，还是走漏风声。第二天，收税的人来到母亲家，翻箱倒柜，搜出那点少得可怜的白面，要强行拿走。十来岁的母亲急了，大叫：“这是我家的面，你们放下！”说着就扑上前去，要抢回面袋。那个毫无人性的办事员把母亲一把推倒在地上。母亲顾不上疼痛，顺势抱住协助员的大腿，不让他走。协助员恼羞成怒，劈头盖脸，对母亲一顿暴打。母亲喊着：“放下我家的面！”就是不松手。
母亲念过书。不过，没念几天就辍学了。
说起来，母亲的失学缘由也不复杂。她天资聪慧，过目成诵，先生本来十分喜欢。可先生的做法，却让母亲十分厌恶。那个年代兴体罚。学生娃娃学不会或犯了错误，要打手板。先生打手板分三六九等。有钱人的孩子免打或象征性打几下。穷人家的孩子呢，下手绝不留情，直打得哭爸喊妈，眼泪汪汪。母亲看不惯先生的这套做法，鼓动学生反抗，把手板藏了。或者，让同学在先生手板还没落下时，就“吱儿哇吱”乱叫，让先生手忙脚乱，下不了台。先生发现始作俑者是母亲，恼羞成怒，把母亲一顿毒打。母亲的手又肿又疼，不能端碗，无法拿筷子，吃饭时躲着姥爷姥姥。可是手又烫又胀，十分难受，忍不住时只好在青石板和铁门环上冰一冰。
班里有一同学，家境富裕，爱拿着油饼或者白馍在别人面前炫耀。这对平时吃糠咽菜的母亲来说，是极大的刺激。有一天，他又拿着一个大白馍在母亲面前大嚼。母亲气不打一处来，说了句：“走开！别在我跟前。”那位同学也不服气：“怎么啦，我又没惹你。”说着话，“吧唧吧唧”，馍嚼得更出声了。母亲火了，上前一巴掌把馍打在地上。然后，捡起来，塞进嘴里大口吃了起来。那个同学傻傻地愣了半晌，“哇”地哭了，跑去报告先生。先生对母亲是旧怨未消，又添新气。这次，除了打手板，又增添了惩罚的新招数：让母亲跪在地上，头顶一块砖，砖上放一碗，碗里倒满水，跪够一个时辰。若碗里水洒了，重新计时。自知理亏，母亲忍气吞声，接受处罚。不料想，先生来了客人，吃烟喝茶加排哒，把体罚母亲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两个时辰过去了，也没叫母亲起来。母亲忍无可忍，用手一拨拉，砖碗落地，站起身来，扬长而去。从此，再没有踏进校门半步。
母亲虽然没念几天书，但识字却不少。母亲后来还当过村里的幼儿教师，我的启蒙教育，也来自母亲的这点儿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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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荒马乱年月，母亲见过各种各样的部队。晋绥军部队，母亲叫“顽固兵”。母亲说，顽固兵纪律严，当官的说话，没人敢不听，可是缺少生气，总是死气沉沉的。有个老兵，快四十了，整日愁眉苦脸，逢人就说他是河南人，上有老，下有小，常年当兵在外，不知一家人如何过活。有一天，那个河南兵开小差，让抓回来了。那个打呀，让人提起就落泪！马鞭抽得遍体鳞伤。之后是上刑，压杆子，把大腿用杆子压住，往小腿下垫砖。一块，两块，一直往上加。腿不一会就折了，那惨叫声，在村外都能听见。
八路军队伍好，和和气气，笑声不断，整日乐呵呵的，逢人叫大爷、大娘，给村里人挑水劈柴是常事。母亲喜欢八路军。一天，一个八路军战士扛着枪，边走边唱着歌，“军队和老百姓，嗨，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哪，才能打得赢呀嗨！”母亲欢欢喜喜地跟在后面学唱。忽然，从一堵短墙后面，伸出一支枪来，传出短促的声音：“缴枪！缴枪不偿命！”那战士怔了一下，停住脚步，把枪慢慢递了过去，说道：“缴哩咯。”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战士拔腿向前飞逃。母亲不知所措，也跟着跑，只听得身后一声枪响，热乎乎的子弹从耳边擦了过去……姥姥听说了这件事，对母亲一顿好骂。姥爷却说，别吵了，不是没伤没碰么，以后注意就是了。
我们那里大约是1947年解放的。
我姥爷早逝，还不到四十岁就离开了人世。姥姥、舅舅、母亲一家三口，艰难过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母亲才十几岁，就自觉担当起一家之主的使命。村里有什么事，姥姥不用出头，母亲一马当先。
姥姥家分了地。春耕下种姥姥正愁没有牲口用呢，母亲已经把邻居家的大黄牛借来了。那时，舅舅才九岁，小小的身板扶着犁，还不及犁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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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有个口头禅。一遇不顺心的事，特别是与父亲发生口角之后，总会冲我来一句：“你姥姥把我害了咯！”
这话从何说起呢？却是与学唱戏有关了。
母亲酷爱唱戏。年轻时算是当地红极一时的“角儿”。出演的《梁秋燕》《刘巧儿》《梁山伯与祝英台》 红了河西半边天。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的一出戏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特别是《十八相送》那一段。母亲连说带唱，叙说起来，十分动情。
母亲唱的《十八相送》属洪洞道情，具有原生态的韵味。那唱词与我后来听过的都不相同：“太阳出来红皑皑，一对学生下山来，头里走的是梁山伯，后面紧跟着祝英台。过了一山又一山，碰见樵夫把柴砍。樵夫砍柴为了谁？为了贤妻把柴担。过了一坡又一坡，坡坡碰着圪刺窝，圪子窝里圪刺多，叫声哥哥你疼疼我。走了一里又一里，碰着个大嫂纳鞋底。问声大嫂你为谁纳，我为情哥哥纳鞋哩。走一洼来又一洼，洼洼前头种西瓜。大哥种瓜为了谁？盼着孩子叫爸爸。走一河来又一河，河里游着一对鹅，公鹅就在头前走，母鹅后面叫哥哥。”
晋南有个蒲剧团，听到母亲的名声后，专程派人到樊村，找到母亲家里，想把母亲挖走。没想到遭到了姥姥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当时母亲与父亲已订婚，若跟剧团走了，婚事就吹了，在世上落不起，咱不做那丢人败兴的事！剧团里的人好说歹说，姥姥就是不松口。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村村都有文艺宣传队，已经四十多岁的母亲加入宣传队，再次走上舞台，又过了一把戏瘾。那时她常演的是一个小戏，叫《推荐之后》，说的是推荐学生上学的事。
舞台上的母亲容光焕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回到了年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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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嫁给父亲是在1954年，那年，她虚岁十八，刚进婆家，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奶奶腿脚不灵便，常年体弱多病，在母亲过门之前就已瘫痪在床。母亲嫁过来后，还不到两年，就去世了。父亲在外地读书。而父亲的弟弟和妹妹，也就是我的叔叔和姑姑，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爷爷在地里干活，家务重担就全落到了母亲身上。
爷爷脾气暴躁，爱发火骂人，对这个刚过门的媳妇也不当外人，说骂就骂，甚至还想打呢。据说有一次，爷爷在地里干活，嘱咐母亲往地里送饭。母亲干完家务，赶紧做饭。做好后，就往地里送去。紧赶慢赶，还是有些迟了。爷爷又累又饿，看到母亲提着饭篮子姗姗来迟，气不打一处来，怒道：“你看看都什么时分了，这才送过饭来？你就不怕把我饿死呀？”说着话，举着鞭子就要打母亲。母亲赶紧放下饭篮，一边躲，一边说着好话：“爸，我知道你不是嫌我送的饭迟，你是饿得发躁哩！你先吃上几口吧？我今天腌的黄瓜，还炒了两个鸡蛋呢，吃上几口，骂我才有劲，打我也有力气呀！”母亲边说边退，离爷爷越来越远。看见爷爷消了气，蹲下身子收拾碗筷，才往家里赶。我叔叔和姑姑马上就要放学了，还要张罗着给他俩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