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山西师范大学的八年，我始终以一个学生身份生活在临汾那座小城里。这八年的学习，使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不自弃的力量。

——题记

本以为，退休后在家闲居，与山西南部那座叫做临汾的小城以及被舍弃的校区，早已渐行渐远。谁知，大学同学召集毕业四十周年聚会。连日来，同学老陈号召大家写文章，并询问进度。同学纷纷响应，太原、榆次的同学还提出了活动初步方案，令我怦然心动，引发了我对那所大学和小城的回忆和怀想，由此情不自禁而泪眼迷离——顿时醒悟到，原来我与那所大学早已血脉相连，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能阻断情感的纽带。毕竟，我最好的年华是在那里度过的，山西师范学院和临汾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一

1980年参加高考，我被山西师范学院地理系录取。9月初，大哥送我去学校，从我家门口乘长途公共车到阳方口（宁武）换乘火车经太原去临汾。这是我与吕梁山之外世界的第一次接触。

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感觉新奇又欣喜。从阳方口到临汾，坐了十多个小时晃荡的绿皮火车，到校后一连几天，脑仁都在晃荡，但这些丝毫未减少我对上学的向往与兴奋。

入学后，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一号教学楼、五号学生宿舍楼。开学典礼也是在一号楼南面刚刚建好、还未铺设草坪的操场上举行的。地理系的迎新晚会由77级仇锦学长主持。至今还记得77级学长演唱的小合唱《美丽的塞纳河》和79级学长吴体刚、佘可文表演的相声。当第一学期的课程表发下来时，才知道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理科生，我们这些文科生要学数理化。已经入学了，学好学不好反正就是埋头学呗，就这样懵懵懂懂开始了我的大学之旅。

对我来说，上大学最重要的是身份改变，至于在本省上哪一所学校没有选择的必要，只是觉得到临汾比去太原多坐七个多小时火车。

按部就班的大学生活，波澜不惊。来来往往的人群穿梭在宿舍、教室、食堂之间，我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匆忙地对视，彼此检阅着。如此几年。

二

说实话，我在地理系上学的四年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同时也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在诸多课程中，认真学过的就是《数学》《地质学基础》《地球概论》《地貌学》《气象与气候学》《经济地理学导论》。现在看来，能把上述几门课学好了，地理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掌握了大半。对于我来说，即使认真学了，也是浅尝辄止。

我喜欢上数学课，也是因为遇到了两个好老师：上微积分的吴诗咏老师，上数理统计的张国础老师。我们班都是文科考生，很大的原因是数理化不是强项。我选择文科，是因为天生长了个学文科的脑袋，但我的数学并不差，高考84分。当大家对数学畏难时，我可得学好。于是从图书馆借来相关的讲义、请教数学系的同学，登门向张国础老师求教。有一回数理统计单元测试我得过100分。毕业留校后，听过一次周作胥老师的量子力学课，正是通过和数学、物理两个系同学的接触，我渐渐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认识到世界上的确存在一些不可确知的东西。

我们上土壤学和土壤地理学，却是我最不愿意学习的，我是农民出身，带着与生俱来的土味，最熟悉的不就是地里刨食，我出来上大学，不就是要离土远一点吗？以致上土壤课几乎都在看小说，我可能是全班这门课得分最低的，也感谢赵修齐老师没让我补考。每个人在年轻时都会因无知而有偏激的表现，当明白了这种无知时，已经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尽管不喜欢花花草草的植物学，老师的讲课对我如催眠，还是从普通植物学上到植物地理学，从科属到植物分布、生态环境，认识到自然界看似自然生成，也是有高级、低级，尊卑、强弱之分的。我们上心理学，学习如何从个体推断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看见一些人的外在表现，就会联想到其人的心理。总结四年的学习，有意或无意，总会有所收获，有所茫然。

最可炫耀的是，我们每一学期有一次野外实习的机会，让别的专业的同学羡慕不已。带着罗盘、地质锤、卷尺、相机，还有草帽，近处坐学校的卡车，外地则坐公共车、火车，同学们都学过摄影，还能咔嚓咔嚓地拍照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