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为译林出版社编写了百年来名家写父亲和母亲的两本散文集，那是我一直埋藏在心底里的另一个夙愿的滥觞——以此为鉴，我也想客观真实地书写一下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他们只是一个小公务员，却也是遗落在历史沙滩上的一粒尘埃。

2022年清明前，我和弟弟去隐龙山公墓祭扫，那正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祭时，我写下了《父亲最后的眼泪》一文，并做了一次增删，主要是删除了一部分自觉不合时宜的文字。我曾经试投过一个大型刊物，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十分客气地婉拒了，我当然也十分理解他们的难处。于是，我就将此文埋葬在电脑里，作为自我安慰的悼文，能否在有生之年见天日，已不抱什么奢望了。

又过了一年多，《美文》杂志一位女编辑来约稿，手边没有存稿，我就试着将这篇尚未仔细校对过的文稿，寄给了他们杂志的老主编看看，谁知稿子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了。孰料，今年第四期《美文》突然发表了此文，这让我惊讶不已，更让我没有料到的是，这篇文章还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在《美文》公众号点击率不断上升，而且随着《收获》杂志公众号的转发，读者阅读量飙升。尔后，《中国作家网》又转载了这篇平平淡淡的传记文字，引起广泛的热议。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更令我激动的是，就在这一过程中，无意之中，我们寻觅到父亲的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和信息，让我终于厘清了父亲曾经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人生求学路径，对于梳理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另一个让我获得巨大惊喜的是，此文在西北大学校友群里引发了反响，以及促发了杨德生先生为此撰写了《一篇美文引发的一段佳话》一文，其中许多史料的钩沉和推断，佐证了父亲当年只言片语的许多说法。

也许，正是父亲在天之灵的指引，《父亲最后的眼泪》发表后，冥冥之中，4月12日我让弟弟去老屋寻找是否有父母遗留下来的资料。次日上午，弟弟在老屋的厕所小阁楼上，找到了父亲的毕业证书和一些照片、笔记。送到我家时，已是中午，我匆匆翻阅了一下，隐隐感觉到许多谜底可以解惑了。而恰逢那天下午几个朋友约我到20公里外的地方去打牌。打到21时许，忽接《收获》杂志公众号编辑的信息，让我22点前将文章的图片资料发给他们，我说，容我23时发出，便匆匆打车回家，迅即找出父亲的肄业证明和毕业证书，拍摄后发给他们。他们还要求加注，慌慌忙忙中，我用微信手写时，竟然将肄业写成了“肆业”，一经转发，立马点击率过万，但也引发了有人借文中误植的错别字大做文章，我立即做出检讨，并向读者致歉，责任全都在我。

这些花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反思，这样平平淡淡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会获得如此多的人关注呢，或许，是文中那些人性的元素在起作用吧。

四十一年过去了，父亲在弥留之际流下最后的眼泪，肯定会在回忆其一生经历时，想到他在辅仁大学和西北大学就学时的那段青春岁月。记得少年时代，一年的除夕晚上，我们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等待饺子开锅，父亲突然讲起他们北师大的校长陈垣，又说到了西北联大。直到二十年后，我才知道，父亲读书的年代，陈垣是辅仁大学的校长，并非北师大校长，为避讳论及教会学校，隐瞒其辅仁的身份，就像脸上刺字的囚徒，犹如霍桑小说《红字》里那个白兰太太胸前永远代表着耻辱的红字那样，父亲使用“借代”的修辞手法（辅仁并入北师大也是史实），正是他隐瞒内心创痛与恐惧的表现。他的这段经历引起了我的好奇，但是，这个历经80年的谜——父亲从辅仁大学转到西北联大，中途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有些逐渐清晰了，有些却仍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因为，其历史的底片已经被父亲带进了天堂档案馆。

读了杨德生先生的文章，我十分感动，父亲学业的最后停泊地——国立西北大学，成为他当之无愧的母校，所以，当西北大学校史馆希望收藏父亲毕业证书的信息一到，我立刻就毫不犹豫地将原件捐献给西北大学，魂归母校，当也是父亲的夙愿。

近日，我甩开了许许多多的事务和写作，重新整理和寻找父亲留下的资料，在一个装有许多家庭老照片的袋子里，又有了两个重大的发现：一个是父亲进入西北大学的两件公函；一个是80年前的三张同学旧照，其中一帧注明是城固，确凿无疑就是西北大学校址所在地。

上次匆匆为《父亲最后的眼泪》微信公号补图，将沈兼士先生证明父亲辅仁大学肄业的手书拍摄后发表，原以为父亲就是仅凭沈先生的推荐转学，插班进入国立西北大学的。其实，在沈先生八行笺背后，隔着一层薄薄的宣纸，还有一页沈先生证明手札背后藏匿着的当年教育部的批复公函。当时，我以为沈先生的手书是裱糊在牛皮纸上的，后面还衬了一张有字的宣纸，便傻傻地企图辨识沈先生所书肄业证明背后透过来的文字，随即一个闪念，促使我试试能否揭开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