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一条晋军将领修建别墅，导致云冈石窟遭到毁坏的简讯，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简讯中提及的晋军将领，乃阎锡山麾下的赵承绶。赵承绶早年参加过山西新军起义，后追随阎锡山参加北伐战争，曾任阎部师长与骑兵司令。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赵承绶兼任平绥护路司令、大同警备司令等职。如此身居山西军政要职的将领，竟然因修建别墅、凿石筑墙导致云冈石窟毁损，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出，自然是舆论哗然。

值得注意的是，简讯中提及：“平古物学术团体闻讯震骇，电阎锡山制止。”这就表明，北平的某一学术团体（组织）已向阎锡山致电，要坚决制止这一破坏云冈石窟的行为。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学术团体（组织）向当时的山西军政最高领导者致电“施压”呢？

3天后，向阎锡山致电的学术团体（组织）终于浮出水面，通电内容也见诸报端。1933年9月14日，上海《时事新报》与北平《华北日报》同时刊发相关报道。蔡元培、叶恭绰以中国考古会这一学术团体（组织）的名义，向阎锡山致电，表达了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高度关注，并提出“严饬保护复旧，不准侵害”的解决办法。

言及于此，就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考古会这一学术团体（组织）的来龙去脉。

中国考古会的发起与筹备

据考，1933年3月间，上海的一些知名学者、艺术家发起成立了中国考古会。1933年3月28日，该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到会主持，将这一学术团体（组织）的正式成立时间暂定为1933年4月，并进一步扩大了发起人阵容，拟邀刘半农、沈兼士、傅斯年、陈垣、陈寅恪、董作宾等国内知名学者。后来投身于文物保护事业的著名文物收藏家叶恭绰，被推举为会章草案整理人。

此次会议推举的发起人中，有两位营造学社的社员。其中一位即学社发起人、创办者、社长朱启钤，另一位则为学社法式部主任、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一个多月后，在5月14日晚间举行的中国考古会首次理事会议中，梁思成被推举为该会调查委员之一。

中国考古会第二次筹备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进一步扩大发起人阵容。这有利于在该会创办伊始充分造势，寻求艺术界与学术界的南北互动，以壮声势。不过，可能由于南北区隔、交通不便等主客观因素，原定于1933年4月召开的中国考古会正式成立大会未能如期举行。1933年5月14日，中国考古会正式成立大会终于在上海召开。当天，《时事新报》对大会盛况予以了“预报”。

此次会议发起人有近80位，为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中所拟发起人人数的两倍。其中，新增了于右任、邹适庐、高野侯、丁辅之、郑午昌、丁仲祜、杨杏佛等当时活跃在国内政界、文化界、艺术界、收藏界的知名人士，为该会更增声势。报道中披露的“通函”内容表明，以蔡元培为首的该会初始发起人，曾于两次筹备会议后，向会上“经决议敦请”者发出“通函”，但凡复信表示接受者，即可列为该会“发起人”。报道名单所列者，即为已接到“通函”并表示接受者。

中国考古会正式成立

5月15日，《时事新报》对中国考古会成立大会现场状况及会议内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报道，原文如下：

中国考古会

昨日开成立大会

蔡元培报告组织意义

推举叶恭绰等为理事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名流叶誉虎（即叶恭绰）、刘海粟，考古学家关百益、李济之，艺术家王济远等，所发起之中国考古会，筹备手续业已就绪，于昨日下午二时，在中国科学社开成立大会，兹将各情，分志如下：

到会会员

到叶恭绰、王济远、关百益、顾燮光、陆丹林、丁仲祜、张凤、刘海粟、滕固、蔡元培、郑师许、卫聚贤、王献唐、金祖同、陈济良、吴宜常、杨铨、黄惕人、张叔驯、马公愚、方介堪、邹楚祥、史匋箎、徐积余等二十余人。

主席致词

行礼如仪后，即由主席蔡元培报告：略谓在国难严重之今日，吾人来发（起）考古会，似属不急之务，实则人类思想，因环境之变迁而递嬗，就考古事业言，考古可了解民族性，及各处之地方性，看考察某一时之古物，即可知某一时之时代性。古时闭关自守，交通阻滞，东西文化，彼此隔阂，今则科学昌明，交通便利，各国均深知东方文化之优点，对吾国古代遗物，不惜以巨额金钱收买，从事研究。以致海内宝藏，逐渐流亡海外。日人曾向外宣称，要看中国古物，可至日本云云，确系的语。一·二八之役，日本毁我东方文化，灭我文化遗迹，盖日人之意，颇欲使各国要考（察）东方文化，必须要到日本去的样子，故吾人于此，应亟谋自救，否则前途颇为危险云云。

筹备经过

继叶誉虎报告筹备经过，略谓：我上海同人感觉近来文化侵略之日深，故有组织考古会之必要，在上海先办，于可能范围内邀请各地对于考古有经验及兴趣者加入本会。本会于三月十四日开首次筹备会，预定名称为中国艺术考古会，旋讨论结果，以艺术与考古范围不同，不能相混，故改为今名，并确定今日举行成立大会。虽到会者人数不多，但远来者已占多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