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得到了表彰。

负责评选和颁发奖项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称，今年的三位获奖者对国家之间为何存在巨大的繁荣差异提出了新的见解。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解释了为何制度差异会长期存在，以及制度如何改变的问题。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博士生导师、长聘副教授谢丹夏与这三位经济学家颇有交集。在美国读书期间，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选修过阿杰姆奥卢的经济增长课程；也曾与西蒙·约翰逊同在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共事；在谢丹夏获得博士学位的芝加哥大学，詹姆斯·鲁滨逊长期担任教职。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学界普遍认可他们三位在研究上的贡献，尤其是他们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大突破。这篇文章目前的引用量已达18000次。在经济学领域，一般认为引用量超过1万的文章都存在荣获诺奖的可能。他们的文章已接近2万次引用，获奖也是意料之中。”

制度如何影响繁荣

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介绍，三位经济学家在2001年的论文中研究了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化历史。他们发现，殖民者从16世纪起在不同地区引入或保留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造成当前国家繁荣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殖民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如今却成了最贫穷的地区。

这种“命运的逆转”与殖民者的死亡率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如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越低，因为高死亡率地区往往是缘于建立了掠夺性制度，目的是迅速获取资源，而不是长期发展。

《比较》杂志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20世纪60至7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保护私人产权制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即从制度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然而，这一领域早期的研究多停留在“讲故事”层面，缺乏严谨的计量分析，未能解决地理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介绍词中也写道，证明社会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上，也涉及其他因素。为了找到答案，获奖者采用了创新的实证方法。

“阿杰姆奥卢和其合作者用十分巧妙的方法，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他们研究了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死亡率，发现殖民者在适宜居住的地区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而在高死亡率地区则实行掠夺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