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哲学东渐过程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西方哲学术语的汉译和日译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其中的逻辑学和演绎等术语在明清之前就被翻译和引入并在晚清规模化，归纳等更多逻辑学术语也在晚清被汉译和引入。作为认知方法的归纳和演绎，这两个术语在中国是如何被理解、翻译、移植的，是如何被清末的严复引介的，是如何被民国时期的金岳霖发展的，通过文章的考察就呈现了出来。

关键词 方法 归纳 演绎 东渐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4）10-0041-13

严复对他创制出来的英语译名十分自信，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从清末开始，在多重因素构成的合力之下，日译汉字人文与社会科学新名词和新术语不仅铺天盖地被引入到中国，而且很快稳定下来并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的基本术语和名词而通行、通用，①以至于严复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自己的译著和文章中也开始借用日译汉字新名词、新术语。②哲学领域中的新名词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同样不言而喻，这也包括“哲学”这一译名本身。虽然“逻辑”（严复意译为“名学”）这一少有的中国音译（严复译）后经章士钊的推动而扩大了空间，③但与此同时日译的“论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中国逻辑学领域仍然大行其道，特别是逻辑学所属的名词，中国最终接受的整体上都是日译名词和术语，而不是严复所译的那些，这其中就有我们这里要探讨的归纳和演绎。这是induction和deduction等西语直接从欧西东渐中国的过程，也是它们从欧西东渐到日本、又从日本西渐到中国的过程。这两个名词和术语是如何被翻译的，它们又是如何在中国扎根和生长的，都需要我们回答。为此，我们一是要探寻从明清之际的理解和翻译到晚清以来包括严复的翻译线索和从日本的翻译到传入中国的线索；二是要探讨作为中国新逻辑学开拓者和开创者的严复和金岳霖两人对演绎和归纳的认知及解释。

一、Induction和Deduction的译名

在欧洲逻辑学东渐中国的明清之际，“演绎”的西语名词已被翻译和解释，但归纳是否如此则是一个疑问；在开始于晚清和加快于清末的西学东渐中国的过程中，归纳和演绎的西语翻译、理解和解释往往是平行、并列展开的。截止到目前的研究表明，对欧洲逻辑学东渐中国的过程，就逻辑学关键词而言，人们关注的主要是“逻辑”“逻辑学”“名学”“名辨学”等概念并进行追寻和探讨它们的来龙去脉，这不难理解，它们是有关人类思维和推理这一领域的总名。有关逻辑学译名的过程及情形，参见左玉河：《名学、辨学与论理学：清末逻辑学译本与中国现代逻辑学科之形成》，《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黄兴涛：《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再认识》，《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肖朗：《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的〈穷理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顾有信：《逻辑学：一个西方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朗宓榭、阿梅龙等编：《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赵兴胜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153～183页。这一聚焦化的自然结果，是人们对这一总名下的从属概念丛考察的稀缺，这其中就有演绎和归纳这两个名词和术语。

追寻induction和deduction（或演绎和归纳）这两个名词东渐的最初译名，作为明清之际欧洲逻辑学传入中国的开山之作《名理探》依然是最重要的线索。《名理探》中有一句话说“明辨之规式，是名理探所向之全界也”，按照李匡武的解释，这句话中使用的“明辨”一词就是指“演绎法”。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资料选》（近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据此，这句话用今言表达就是，有关演绎法的法则和形式是逻辑学研究的全部范围。汪奠基强化了这一说法，说《名理探》对传播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重要性是其创造了一些译名来译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概念。他列出的这些词汇其中就有用“明辩”“推辩”译释“演绎”“归纳”。译逻辑学为辩艺、名理等，以直通、断通及推通译概念、判断与推论，以致知、致明、致用分解科学、理论、实用等。这些都是基于对西方逻辑术语的理解，并借用中国逻辑史上的名词形成的达辞。其他如译名物理学为形性学，译数学为审形学，译形而上学为超形性学，译自然科学为明艺，译精神科学为韫艺等 。参见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汪奠基还明确指出，《名理探》的“推辩”是“归纳”的释译。他们的说法是否可靠呢？按顾有信的考察，“明辨”对应的是reasonig，“推辨”对应的是inference；“推演”对应的则是deduction。顾有信：《中国逻辑的发现》，陈志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4页。尚智丛认为《穷理学》的宗旨是阐述理推之法（即演绎逻辑），阐述理推之法在格物穷理中的应用。尚智丛：《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8页。顾有信所列的《穷理学》术语，“理推”直接对应的是reasonig或syllogism。整体上，在明清之际逻辑学的东渐中，中译对应deduction的译名主要是理推，对应induction的译名尚不清楚是否已经出现。

但在晚清或者19世纪中叶之后这一情况就开始改变，虽然从马礼逊、麦都思等人所编的英汉词典看，这一点还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归纳和演绎这两个“名词”没有出现在他们编纂的词典里。马礼逊的《英华字典》（澳门：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22年）收入了动词性的deduce，as in argument，译为“推论”。麦都思在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上海：墨海书馆，1847—1848年）中也收入了这个词，注为to deduce，释为推而论之、由此及彼、推而知之和以理可推。难得的是，他的词典收入了deduction，释以inference，译为“推讲之理”；收有动词induce，注为to lead，释为“引”。罗存德的《英华字典》（香港：Printed an Published at the Daily Press），直接收入了deduction和induction这两个名词，他分别译为“裁夺”和“酌夺”，没有表现出“逻辑学”意义上的意译色彩。对于编纂英汉词典的这些传教士来说，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无法面对那么多学科中大量名词的一一合适译名。

事情常常有新的契机，有意识传播欧洲逻辑学的传教士们弥补了他们的缺失。顾有信对清末西学逻辑学东渐过程有比较细致的考察。这一考察也为演绎和归纳这两个术语的东渐提供了线索，特别是以译介西学逻辑尤其是教科书作为重要方式。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格致新机》中通过翻译培根的《新工具》传播其归纳法，他在译序中以“推进之法”和“推于下”来理解和翻译这两个术语：“而孰知政事学问外更有进焉？必从事物推乎上，而归乎大原；又从本原推于下，而赅于格物。”②［英］慕维廉：《〈格致新机〉重修诸学自序》，［英］培根著，马永康校注：《格致新机》，［英］慕维廉、沈毓桂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21年，第7～8、8页。他在译序中还将归纳法同演绎法作了比较，说格物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推上归其本原”，即归纳法，一个是“推下包乎万物”，即演绎法。②两者对应的是induction和deduction，但它不是归纳和演绎的译名，而是对两者的释义。在艾约瑟的《辨学启蒙》（1886年）、颜永京的《心灵学》（1889年）和傅兰雅的《理学须知》中，deduction分别被译为“推测”（还有“连类推测”“即理推事物”和“凭理度物之推阐法”）、“推出”（还有“推出辨实”）、“凭据法”（还有“揣拟法”“成据之法”）等，induction被译为“凭事察理”（还有“藉物察理”“即物察理”和“即物察理之辨法”）、“引导”（还有“引进”和“引进辨实”）、“类推法”（还有“类推之法”和“连类推知”）等。参见［德］顾有信：《中国逻辑的发现》，陈志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92页。

清末日本汉字西语译名大量引入，其中就有induction和deduction的日译名称。历史上中日文化的独特关系，使近代日本移植和摄取西学主要通过借用中国古典名词或汉字造词来翻译西语名词。如同中国，日本19世纪中叶前后的辞书对西语术语的译名发出了先声。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将induction译为“引出”，将deduction译为“引减、推出”；1867年出版的《和英语林集成》以deduction为“拔引”，没有言及induction。西周作为日本明治时期西语哲学领域术语译名的先驱，确立了许多名词的译名并成为定名。正是他最初在《百学连环》（1877年）的“总论”中，将穆勒的新论理学叫作“新致知学”，将induction和deduction译为归纳或归纳法与演绎或演绎法，认为穆勒使逻辑学有了很大的改变，其改变的方式就是发展归纳法。要掌握归纳，首先要知道演绎法。演绎犹如字义，演者推衍之意，绎者从端绪引出丝之意，从其一所有之重引出种种。与演绎法不同的归纳法，是从其小处入手悉求真理，从外集中到内。凡求宇宙间的道理，无非是这两种方法。西方自古皆演绎之学，近来确定为归纳法。参见［日］铃木修次：《日本漢語と中国》，东京：中央公论社，1981年，第106～113页。在《利学》（1877年）中，他同样使用了演绎、演绎法的译名，也使用了归纳学和归纳法的译名。参见［日］石冢正英、［日］柴田隆行编：《哲学·思想翻译语事典（增补版）》，论创社，2018年，第27页。西周的译名通过辞典而走向“标准化”，首推井上哲次郎等编的《哲学字汇》。在此书中，induction和deduction的译名被确定为演绎法和归纳法。其实应该是“归纳”和“演绎”，如果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译回英文应是method of induction和method of deduction。“演绎法”译名后的“按”指出，《中庸序》用到了“演绎”一词（“更为演绎，作为此书”）；⑧［日］井上哲次郎等编：《哲学字汇》（改订增补），东京：东京大学三学部印行，1884年，第22、44页。“归纳法”译名后的“按”解释“归”是“还”，“纳”是“内”，称“韵书，以佐结字，故云归纳。今假其字，而不取其义”。⑧1884年和1912年版，译名和“按”保持不变。只是1884年版在“归纳法”后，加上了“不完全归纳法”（imperfectinduction）和“完全归纳法”（perfectinduction）两个条目。1912年版在“归纳法”的“按”后，又加了“还元”和“感应”的译名。这说明在《哲学字汇》中，“演绎法”和“归纳法”从1881年开始就被确定为固定的译名。有关日本明治时期对归纳和演绎的传播和认知，参见［日］船山信一：《明治前期论理学における演绎法と归纳法》，《立命馆文学》1962年第10期，第1035～1056页；朱京伟：《明治初期以降の哲学と论理学の新出语》，《日本语科学》2005年第18期，第71～93页。

清末日译归纳和演绎的译名传入中国，按照翟锦程的考察，参见翟锦程：《近代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源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在1897年康有为编辑的《日本书目志》中，有关逻辑学的著作多于26种，其中就有《归纳法论理学》和《归纳论理》。参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2页。翟锦程认为这可能是“归纳”术语第一次在中文著作中出现；孙诒阅读日文著作，1897年也谈到了“论理”“演绎法”“归纳法”。1898年出版的《大东合邦新义》一书中的例子算比较早：“原因之因，犹太极之极，谁能穷之？然因其已知之理而推其所未知，是之谓致知学。致知学者，印度之因明，泰西之论理学也。致知有二法：曰演绎，曰归纳。”黄河清编著：《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292页。照朱京伟的考察，在《清议报》（1896—1898）中也使用了“归纳”一词；在《申报》1902年10月9日刊出的《再续京师大学堂单程》中，列出的学年课程名学中有“演绎”。《译书汇编》（1900—1903）中出现了“演绎法”，之后的《新尔雅》中对归纳和演绎作出了界定。1902年出版译自日本的张荫杭的《名学》、林祖同的《论理学达旨》、汪荣宝的《论理学》都将induction和deduction译为归纳和归纳法、演绎和演绎法。1902年出版的王国维翻译的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既有归纳和演绎的译名，也有归纳法和演绎法（method of induction和method of deduction）的译名；1908年出版的王国维所译耶方斯的《辨学》（原名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Deductive and Inductive，即《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同样既使用归纳和演绎译名，也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译名。当然严复的译名还有某种影响并被使用，如1909年出版的《中英名词对照表》使用的是内籀术和外籀术，1910年出版的钱家治的《名学讲义》同样如此，1911年出版的《名学教科书》使用的也是内籀术和外籀术，但又以括号形式标出归纳法和演绎法。1916年出版的赫美玲的《英汉官话口语词典》中混合使用两种译法，既使用内籀、外籀，又使用归纳、演绎。这就很像严复后期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只是归纳和演绎，大量的逻辑学和哲学中的术语已被引入的日译术语同化了，留下了近代中日学术关系史上一个特异的故事。

二、新知二法：严复对归纳和演绎的认知

严复对induction和deduction的认知，由彼此相联的一些方面构成：从严复对译名和两者的特性以及两者同中国传统学问的关系的看法，对induction和deduction重要性的强调，以逻辑学为一切学之学和一切法之法的说法等，我们即可得知。严复说“是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028页）。严复在近代中国逻辑学中的开创性地位，同他为归纳和演绎立名和立论一致。他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逻辑学著作以及类似于重新创作的翻译方式，还有在书中附加案语及以其方式进行的论说，既证明了前者，也证明了后者。严复翻译逻辑学著作，就像他翻译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等著作那样，原则上没有排除音译的方式，但他对大量英文术语和名词的翻译，采取的是意译的方式，其中的甘苦从大家熟知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中一目了然，［英］赫胥黎：《天演论·译例言》，《天演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