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哲学中的“直觉”概念并非古汉语词汇，而是在清末中西日文化互动中生成的新词汇。近代日本接受西学时，用“直觉”对译“intuition”，并经历了一段厘定过程。从幕末明治初期的通俗释义，到19世纪70年代翻译的多样性，到80年代的术语区分，再到90年代后“直觉”与“直观”的并用，都反映了明治日本的学术趋势。20世纪初“直觉”作为“intuition”的译词引入中国，但其传播范围、使用频率、认知程度都极为有限。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柏格森哲学的输入，“直觉”开始广为流通，并从20世纪20年代起，经中国现代哲学家的诠释，超越了西方“intuition”的原义，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和思维特征。

关键词 直觉 直观 中国哲学 日译词汇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4）10-0054-12

清末以来，以欧美文化为主体的异质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对传统中国的思想认知、行为模式以及政治结构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国维曾言：“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①概念为思想的载体，新词的产生与传播是文明互动的重要标志。在文化冲突异常剧烈的近代，②传统语言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思想时，经历了捉襟见肘的阶段，新思想、新概念需要新的词汇来表达。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直觉”概念经中国现代哲学家的诠释，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和思维特征。

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考察，“直觉”一词作为现代汉语中的日制新词，源于日本对 intuition的翻译。③“直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受容不仅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更是近代以来中西日文化互动的产物。现有研究围绕中国传统直觉思维方式的具象以及中国现代直觉论的形成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但是关于近代中国哲学中“直觉”概念的生成和演变及其逻辑联系等问题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拓展。因此，本文以“直觉”概念的译介过程为线索，旨在对这一重要哲学概念的生成和演变轨迹做出更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同时对“直觉”概念定译和嬗变的思想背景略作探析。

一、“直觉”概念在传统语境中的溯源

传统汉语语境中“直觉”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过程 ，由两个互相独立的单音节词“直”和“觉”逐渐演变为完整二字词，并成为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概念。在古典文献中，构成“直”和“觉”二字词的单字词广泛应用于古汉语之中，各有其独立的涵义和用法。“直”的涵义复杂，在道德层面、政治层面有着广泛运用，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直，正见也。今十目所见是直也”。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34、409页。其本义是将所见不偏不倚地如实呈现出来，并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意味。其本质是经验的、现实的，体现的是认识主体与客体间的即时性，无隔阂，所见即所得。而“觉”的本义为“寤也。从见……一曰发也”，根据段玉裁的注解，“觉”即“悟也。悟各本作寤，今正。心部曰：悟者，觉也。……觉，明也”。②可见“觉”同样具有认识意义，但重在主观意识领域的超越上，体现的是认识主体内部的自我去蔽。

以笔者所考，“直觉”连用构成一有意义的短语始于隋代，天台山修禅寺沙门智顗可能是“直觉”的最早使用者。智顗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有两处用到“直觉”一词，一是“邪惑罪障小轻，直觉知而已”，智顗：《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3下，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497页。二是“若根本未到地，直觉身相泯然”。智顗：《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7，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527页。此后在佛教典籍中使用寥寥无几，仅有如唐代法藏认为的“非直觉一切法唯是自心悉皆平等”，法藏：《入楞伽心玄义》，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428页。宗密认为的“离微细念，心即常住。直觉于迷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409页。在上述文献中，“觉”并不表示一种特殊的、指向个体内在本心佛性的认识能力，所以“直”“觉”的连用虽出自佛门，但并未因此带上宗教意味，更没有成为专业术语。反而自唐以来，对“直觉”的使用多见于文学作品，用为“只觉”义，表示仅仅感觉到某种状态或情景。如唐杜甫的《雨》中的“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宋晁冲之《和叶甥少蕴内翰重开西湖见寄二首》中的“风烟直觉钟山近，鱼鸟浑疑涧水开”；清代查慎行《解渴吟》中的“直觉烹茶缓，还嫌汲井深”，以及清代白话小说《梦中缘》《好逑传》《花月痕》等。根据现代语义学偏正式短语向双音词转变的判断标准，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2～154页。“直觉”连用并未词汇化，只能算短语。从使用方式来看，“直觉”也不包含哲学意蕴或表示一种思维方式。古典文献对“直觉”的使用是在非正式的日常语言意义上使用，与近代西方哲学中“intuition”的意思有本质区别。

“intuition”是一个具有漫长历史和不同意义层面的哲学概念，源自拉丁文“intuitio”，过去分词形式为“intueri”，原意为凝视、专注地看，主要指洞察力、直接或及时的认知。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柯林斯拉丁语—英语双向词典》，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6页。古希腊时期直觉就被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柏拉图视其为一种高级的理性能力，灵魂借由直觉能够回忆起理念世界的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直觉是科学知识的创造性根源，是对真理的直接把握。近代哲学家摆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对直觉的神秘化倾向，将之定位为人的理智的一种活动，直觉知识是完美和绝对的知识，具有自明性。笛卡尔将知识归结为直觉与演绎，认为直觉作为第一原则总是明见的，是一种直接的知识，而演绎不过是由直接知识组成的间接知识。斯宾诺莎认为理性推论和直觉都是充分知识的来源，但直觉是以直接的方式领会真理而无需任何普遍原理。莱布尼茨认为直觉是认识自明的理性真理的能力。洛克认为直觉知识是知识中最高级的一等，是最清楚、最确实的，且在某种意义下是不经演绎而直接呈现的。从古希腊至近代，直觉虽然是理性的补充，但通常被推崇为理性认识方法的最高形式和认识能力的最高体现。

康德对直觉的阐释更为绵密，他认为直观（anschauung）是主动认识外界的能力，区分了感性直观和纯粹直观，前者是知识的基本来源之一，后者则是无关于外在经验对象的被动授予。康德又使用智性直观来表示知性可以像感觉一样不需经过推理即可觉知事物而直接获得真理。在此基础上，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对直观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费希特认为自我之认识自我源于智性直观的作用；谢林认为没有智性直观，一切哲学都会是绝对不可理解的；黑格尔将直观作为精神的自由活动的初步阶段，包含精神继续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他否定了智性直观；费尔巴哈将感性直观与理性思维结合起来，认为直观就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反映，是认识的源泉和真理的标尺。

20世纪初，随着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直觉与理性的对立开始形成。叔本华认为直觉是真理的源泉，不受抽象概念和理性思维的支配。尼采将直觉与理性相对立，强调直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柏格森试图通过直觉理解那些无法经由分析而被解释的实在，即作为世界和万物本质、本体的生命或绵延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把握。胡塞尔认为直观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是最后的依据，真理就是直观的明见，并区分了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本质直观通过反省自己的主观意识从而将事物本质描述出来。胡塞尔兼用anschauung和intuition，两者意义完全相同，可参看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1～42页。虽然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直觉”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质，但共同指向一种直接的、非概念化的认识方式。

晚清的英华辞书最初并没有用“直觉”来对应“intuition”，甚至在19世纪初至中叶来华传教士所编的英汉字典中也难觅其踪影。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1844年）中收录了“intuitive”一词，译为“本性、睿智”。［美］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香山书院，1844年，第154页。“intuition”最早出现在1866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译为：“看见，一见而知，聪慧，聪明”。此外，罗存德还扩充了“intuitive”的释义——“睿智、天聪、生而知之、圣人之见识”，［德］罗存德：《英华字典》，The Daily Press Office，1866年，第1048页。隐含了通过“intuition”可以觉察或把握真理的意思，并凸显了其先天性。此后直到1883年麦嘉湖在“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又称《英厦词典》）才再次收录了“intuition”，将之译为“天然，生成”。［英］麦嘉湖：《英厦词典》，A.A.Marcal，1883年，第252页。1887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将“intuitive”译为“生而知之，智，天聪”。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Wah Cheung， Kelly & Walsh，1887年，第183页。从上述英汉字典的收录情况和释义可以看出：一方面，有关“intuition”的思想并未引起当时学者的兴趣，有释义而无译词；另一方面，译者更注重揭示其先验性、自明性。到了1904年吴慎之、胡濬谟编的《商务书馆袖珍华英字典》将“直觉力”引入“intuition”的释义中，并在“直觉力”前加了“（哲）”，以示此为哲学术语。吴慎之、胡濬谟：《商务书馆袖珍华英字典》，商务印书馆，1904年，第474页。1908年“直觉”出现在颜惠庆等编著的《英华大辞典》中，与良知、觉知、天知、原知、遇目即知、天生之知等释义并列。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08年，第1244页。之后的英华字典越来越多地使用与“直觉”相关的释义来理解和翻译“intuition”，如卫礼贤《德英华文科学字典》（1911年）译为“直觉力”，［德］卫礼贤：《德英华文科学字典》，Deutsch-Chinesischen Hochschule，1911年，第236页。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1913年）译为“看见，一见而知，聪慧，聪明，直觉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华新字典》，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280页。赫美玲《官话》（1916年）译为“直觉，接知”。［德］赫美玲：《官话》，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6年，第729页。其中《官话》将“直觉”标注为“新”，即现代新术语，主要来自古汉语和日语，将“接知”标注为“部定”，即在严复主持下清末学部编订名词馆审定的用于大学和学校的基础科学术语。然而在翻译“intuitionalism”时，部定词又变为了“直觉论派”。这从侧面印证了“直觉”一词的来源是日译词汇，也说明担任名学馆总纂时期的严复承认了日译词汇的合理性和流行性。

那么，“直觉”如何在近代中国成为一个双音节词汇，“直觉力”作为“intuition”的译名又是为何被认为是哲学术语呢？这就需要回溯“intuition”在近代日本的旅程。

二、“直觉”概念在近代日本的生成

幕末和明治初期，西方的思想、观念及科学技术大量涌入日本，“intuition”也随之出现在日本人编译的英和辞书中。在堀达之助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年）、高桥新吉等人的《和译英辞书》（1869年）、好树堂的《官许佛和辞典》（1871年）、柴田昌吉和子安俊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年）中，“intuition”仅有与“看见，直接认知”相关的释义，直到1874年西周才在《致知启蒙》中首次将“intuition”译为直觉、无媒谛：“尚有致知学所不能囊括者，是见春草而知绿，见秋枫而知红，见雪知白，见月知清，又闻、嗅而知味，觉而知痛、知冷，此类名为直觉，又名为无媒谛（intuition）。”［日］西周：《致知启蒙》第1卷，瑞穂屋卯三郎，1874年，第9页。致知学即逻辑学，西周将知性分为致知学和直觉，这里的直觉显然是感触直觉，是通过身体感官直接接触获得的经验。这是日本最早对“直觉”概念的哲学性阐述。到了1875年，西周翻译的《心理学》中将“intuitive”译为“直觉力”。［美］约瑟·奚般：《心理学》第1卷，西周译，文部省，1875年，第36页。1875年箕作麟祥译述《泰西劝善训蒙后篇》中采用了西周的译法，也是以感触直觉来解释“直觉”：“不经理性思考，直接感知的方式”。［美］ウヰンスロウ：《泰西劝善训蒙 后编》（五），箕作麟祥译，中外堂，1875年，第6页。《哲学字汇》在1881年和1884年版中把“直觉力”作为“intuition”的译语，1912年版改为“直觉”。

一般而言，因井上哲次郎本人的声望和地位，在1884年《哲学字汇》修订后，大部分译语都通行、固定下来。但同时期，日本的英和字典对“intuition”的释义依旧五花八门，如滝七蔵编《英和正辞典》（1885年）、市川义夫编《英和和英字汇大全》（1885年）以及津田仙、柳泽信大、大井鎌吉编《英华和译字典》（1879）都照搬了罗存德《英华字典》的译法；小山笃叙编《学校用英和字典》（1885年）译为“生而知之”；［日］小山笃叙：《学校用英和字典》，小山笃叙，1885年，第247页。永井尚行编《新撰初学英和辞书》（1885年）、西山义行编《英和小字汇》（1887年）译为“直觉，本然，知觉”。［日］永井尚行：《新撰初学英和辞书》，丸善商社，1885年，第158页；［日］西山义行：《英和小字汇》，文学社，1887年，第158页。1886年井波他次郎编《新撰英和字典》时融合了多本字典的释义，将“intuition”译为“直接领会，一目即知，看见，聪明，（哲）直觉力”，［日］井波他次郎：《新撰英和字典》，云根堂，1886年，“凡例”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