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梁启超是晚清较早对救亡图存进行理论思考和阐释的政治思想家。他在甲午以后提出的“合群兴国”论，以聚合精英、立会合群与由君及民、君民融合为特征，对革新中国的方式和手段展开深刻论证，其中逻辑可归结为：新学问—新智识—新士人—新国群。赴日后，接触到欧美日本政学界的“国家”观念，梁启超不仅调整了建国思路，还创造了过渡时期崭新的国家形象——“少年中国”。“少年中国”说摒弃了精英立会、由君合群的内容，寄望于具有国民气质的“少年”扭转中国内外交困的局势，与其“合群兴国”论有着内在的思想延续性。至1902年，“新民”和“新中国”意象的诞生，标志着梁启超对于实现理想国家的理路基本成型，即以新学术构筑新道德，以新道德培育新国民，以新国民聚合成新中国，这构成了同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塑造新国民和建设新国家的基本话语，影响无远弗届。

关键词 梁启超 群 少年中国 新中国 新民

〔中图分类号〕K203;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4）10-0076-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在中国的扩张和掠夺进入新的阶段，晚清士人深感情势危急，提出和阐发“新中国”观念以挽救危亡。甲午战后，“新中国”一词被救亡群体广泛使用于其表达政治理想的文本当中。除康有为、梁启超外，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唐才常提出在地方兴新学以创造“新中国”；麦孟华认为只有建立“新中国”，才能救亡图存；欧榘甲则主张通过各省自立来实现“新中国”。革命派人士如章太炎、邹容、柳亚子等倡导推翻满清政府，以激进破坏的方式制造“新中国”。此外，医士陆士谔所撰小说《新中国》以及《新中国报》《申报》《新世界小说月报》等新式报刊中频繁出现“新中国”一词，皆表明20世纪初，作为国人对未来国家构想的“新中国”之说颇为流行。参见王玉玲：《近代以来国人的〈新中国〉构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8～80页。康有为开始使用“新中国”一词，用来描述有别于对外号称“中国”的清王朝的国家愿景。康有为的“新中国”展望和其“大同”愿景一样，只是驰于空想、骛于虚声。甲午战争以后，落败于日本的中国人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列强“瓜分”的野心使得亡国灭种的“幽灵”始终悬浮在中国上空。对此，中国政学界迅速对救亡图存作出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的尝试。梁启超接过康有为举起的“新中国”旗帜，通过融合传统儒家的“群”思想与西方的“国家”观念，使“新中国”的设想趋于具体化和清晰化。以往与梁启超“新中国”意象相关的讨论，主要从词汇、文本、内涵、西学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解读，侧重描叙“新中国”的蓝图，特别是“新中国”采用的国体和政体，忽略了对此一话语形成过程的梳理和内在逻辑的呈现。参见王玉玲：《近代以来国人的〈新中国〉构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魏朝勇：《〈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汉学研究》2001年第1期；郑永福：《〈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中州学刊》1987年第1期。“新”—“中国”这一架构是梁启超思考变革、应对危机的重要构想，有两层意涵：一是与王朝国家含义的旧中国相对的国家形态，遵循进化原则，二是革新国家使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变，二者皆含有对未来历史时间的期待。本文以梁启超为中心，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为建设新国家做出的理论探索，着重探讨梁启超“新中国”理念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前后复兴中国思想之间的关联，进而揭示中国知识界相关思考的内在延续性。

一、合群以兴国：“新中国”构想之发轫

甲午一战的溃败，彻底暴露了清廷的陈朽无能，此前国人积贫积弱的忧虑顿然演变成国破家亡的危机意识，救亡图存取代了求富求强骤升为时代的标语和呼号。由是，上至开明督抚下至地方精英都以变法为职志，维新风气为之一开。贾小叶：《从“瓜分”论到“帝国主义”论——梁启超关于列强侵略的理论思考（1895—1905）》，《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比如，严复在晚清经邦济世的思潮中，发出“群学”救国的先声。1895年3月4—9日，他在《直报》发表的《原强》一文，引用荀子人畜有别的观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把“群学”解释为：“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认为“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关于研究“群学”的必要性，其在所译《群学肄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吾党之治群学，盖欲积前事之师，而以为经世之术也。”［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9页。梁启超受此鼓舞，自信“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时务报》第31册，1897年6月30日，第2页。积极寻求救危之方。

自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伊始，梁启超就在该报陆续发表若干变法言论，总称《变法通议》，并在《变法通议自序》中，援引《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说，表达他“用新法”“治旧国”的主张。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第7～8页。这种用“旧瓶”装“新酒”的具体思路在他稍后刊登的《变法通议·论学校》一文中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在是文里，梁启超直言“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提出了兴学会—广人才—振中国的救国方案，其中的各环节都融会了“群”思想。他继承了康有为把“能群”视为“仁”的基础的观点——“仁为‘相人偶’之义，故贵于能群”，康有为：《长兴学记》（1891年），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5页。在开篇处指出“善群”即擅于联合是治理国政的基本原则：“道莫善于群……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并依据欧人的经验，把“善群”的“人道之群”细分为三：国群、商群、士群，分别对应议院、公司、学会，认为学会是议院和公司之母，亦即说，士群是国群和商群的基础。⑨梁启超：《论学校十三（变法通议三之十三）：学会》，《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第1、2页。这样，由士人聚合而成的学会就成为构建“国群”的起点。由于授习知识的差异，学会又分为农学会、矿学会、商学会、工艺会、法学会、天学会、地学会、算学会、化学会、电学会、声学会、光学会、重学会、力学会、水学会、热学会、医学会、动植两学会、教务会等等。⑨这套设想既选用西学的有益内容，又采纳西方的分科之法，意在教人“善群”——在共同体中各施所长，一方面体现了梁启超关于更新中国学问的初步设计，另一方面表明他的“国群”构想建立在新学问的基础之上。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梁启超所谓救国之才并未含括全体国民。其在1898年登载的《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把扶危之才具体化为学堂学生、乡绅和官吏。基于“权与智相倚”“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的认识，梁启超认为学堂学生应肄业于省、州、县等各级新式学堂，学时务，习新学，学堂兴而民智开，民智开而民权伸，民权伸而中国兴。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湘报》第26号，第101页。绅士作为“通上下之情”的媒介，须“开绅智”以避免“其不能任事”，“定权限”以防止“其藉此舞文”；而“开绅智”“定权限”皆有赖于学会，“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以期入会者“品行端方，才识开敏”，“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续前稿）》，《湘报》第27号，第105页。官吏经办包括广民智、开绅智在内的一切公事，因“彼官之不能治事”，须速立“课吏堂”，使其熟习各国约章、史志、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出色者予以优差、委以繁缺。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续前稿）》，《湘报》第28号，第109页。在此，入各等学会以开明智识的士绅和官吏构成了晚清中国“新国民”的雏形。

其实，联合众人讲学、结会的主张早在康、梁倡设的京师强学会中得到落实。1895年9月，康有为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写道：“昔曾文正与倭文端诸贤，讲学于京师，与江忠烈、罗忠节诸公，讲练于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法报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1895年9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页。无独有偶，康氏亦把“合群”“开会”的着力点置于士大夫阶层：“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止，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33页。1898年4月17日，康有为在京师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仍旧把“亡天下之责”归咎于士大夫：“割地失权之事，非洋人之来割胁也，亦不敢责在上者之为也，实吾辈甘为之卖地，甘为之输权。……鄙人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辈士大夫，责我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心”。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次集会演说》（1898年4月17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8～59页。可见，这一时期，康、梁无法从自上而下的救亡思路中完全跳脱出来。

不仅如此，这种自上而下的救亡思路还进一步延伸到梁启超关于“国群”的想象之中。在《说群自序》里，梁氏发微其师康有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天下之道”，依据人口寡众把“群”分为国群和天下群：“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⑧梁启超：《〈说群〉自序》，《时务报》第26册，1897年5月12日，第1页。其中的“群”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主张从“善群”的统治者的角度来建构一个自上而下的合群共同体。他引述《礼记》之言“能群焉，谓之君”，认为国家富强、天下太平是君王“能群”即“以群术治群”的结果。何谓“群术”？梁启超进一步解释道：“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当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⑧在这里，梁氏以君主为“群”的黏合剂，期待一个视君民一体、能够合群治国的理想统治者。

不过，这种聚合精英的主张不但没有改善社会日趋堕落的局面，还滋生了会党相争的弊端，梁启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控诉道：“即有号称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群呼号于天下，而甲地设一会，乙徒立一党，始也互相轻，继也互相妒，终也互相残。”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16日，“本馆论说”第2页。显然，以会合群的实践违背了“合群”的初衷，若干相互间隙的小群难以集合成有凝聚力的大群。除此以外，1898年6月开始的戊戌变法，标志着“以君合群”从梁启超的理想走向政治实践，但这场政变在历时百余天后便夭折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清末融合君民的“合群”运动的失败，也促成梁启超关于自上而下救国道路的反思，但他并没有放弃“合群”的理想。梁启超赴日后接触到丰富的现代政治知识和国家理论，转变了“群”认知，对实现“合群”的途径作了新的调整。比如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合群》中，把“以一二人之意见武断”的“为群者”定性为“无规则者”，指出“无规则”是导致“不群”的一大原因。②梁启超：《新民说：论合群》，《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9月16日，“论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