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苏俄宣言公布之时，陈独秀等人是在互助主义而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思想框架内来解读苏俄宣言的。苏俄宣言只是互助主义新文明的体现，苏俄在此视域中被视为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苏俄宣言不是颠覆了他们之前的思想倾向，而是对其原有思想状态的强化，为他们立足人类立场所信奉的互助主义和反侵略思想提供了现实例证。苏俄宣言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舆论界的热烈反应，主要在于国人对公理战胜强权、人类互助理想的热烈期盼和对弱肉强食、侵略主义的排斥与防范，而非十月革命模式本身。苏俄宣言之革命意义在于进一步推动中共创始人在反对现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是苏俄宣言而是中共创始人的社会革命转向才是通往十月革命道路的桥梁。

关键词 中共创始人 苏俄宣言 互助主义 十月革命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4）10-0119-10

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回溯近代历史，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然而，自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至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相隔约两年零九个月之久。显然，在十月革命与“走俄国人的路”之间尚有一段漫长的旅程。那么，十月革命的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呢？随着问题的进一步细化，学界似乎正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简称苏俄宣言）传入中国这一环节至关重要，苏俄宣言增强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的好感，从而成为他们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苏俄宣言公布后的春夏之际，即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一般性地宣传社会主义到积极探索列宁式政党理念并以此指导组党实践的重要契机。②更有学者认为：“与其说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不如说苏俄对华宣言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③对于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之转变，不少研究者亦认为是苏俄宣言发挥了关键作用，简言之，十月革命正是通过苏俄宣言对中国发生实质性影响的，苏俄宣言是通往十月革命道路的桥梁。如韩国学者徐相文认为，陈独秀思想的转向乃是出于对西方列强非人道侵略的强烈不满和极度失望，苏俄宣言则令处于苦恼之中的陈氏耳目一新，从而实现政治转向（［韩］徐相文：《中国共产党建党问题的再商榷》，范琦慧译，《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7～88页）。唐宝林则认为，此时的陈独秀对西方民主政治日渐失望，而苏俄呈现出的新政治气象又令其向往；而当其受到苏俄宣言刺激后便立即转向列宁主义。参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但事实上，宣言对陈独秀等中共创始人影响甚微，那么，陈独秀等人在当时是如何解读苏俄宣言的？他们为何如此解读？苏俄宣言的革命意义又体现在何处？

一、苏俄宣言：互助主义的现实例证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制定第一次对华宣言。但直到1920年春，苏俄宣言才开始对中国发生实质影响。此时，苏俄势力进入远东，德国和匈牙利革命业已相继失败，列宁便将推进世界革命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东方，希望依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力量推行世界革命战略，因而更急于建立中苏同盟以对抗日本，更急于通过多种渠道赍送宣言。1920年2月14日，苏俄即表示愿尽宣言各项权利如中东铁路、吉林东北部之煤矿、瑷珲条约所载之松花江航行权等交还中国。但直至3月26日，北洋政府才收到由苏联外交全权代表杨松（蒋纯）发出的法文版宣言正式文本。

此事一经公开，知识界强烈建议政府根据本民族利益及早制定对俄方针。4月6日，北京学界二十九校代表召开临时会议做出以下决定：一是派代表赴外交部探询真相，并请其表示亲善；二是由北京学界全体具名，致电劳农政府，请其从速退还我国权利，中国国民即可承认苏俄政府；三是呈请政府，速依民意，决定对俄方针。现在看来会议决定似无不妥，陈独秀却将其视作学生界精神堕落的表现。他说：“我们正在做梦，那新俄罗斯底青年来敲我们的门了！他们敲门为的什么？他们敲门送还从前抢去的东西，固然可感；但是他们敲门底伟大精神，还在送还东西以上。我狠要晓得不是他们送还的东西可贵，可贵可爱可敬的只是他们送还东西的伟大精神；这种伟大的精神，一方面是忏悔他们先人罪恶底表示；一方面是代表全人类底爱神，向我们微笑；我们不去理会他，倒不过得了一个麻木不仁的徽号；若照旧拿出外交家的丑态，向这可爱的女神，计较起物质上的交换条件来，岂不羞煞人间！我们最爱最敬的北京学生，怎么也是这样精神的堕落！”陈独秀：《中国人精神的堕落》，《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4月12日，第13版。原来，陈独秀认为京学界会议决定之问题是将重心放在首先确定苏俄归还中国物质权利一事上，而忽略了归还权利本身所具有的伟大精神。而其所言之伟大精神就是互助友爱、人道正义、谋求大同的精神，是一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取代弱肉强食之竞争进化论而风靡全球的互助进化论。

当时中国思想界因反思一战而批判达尔文进化论，提倡互助主义，视互助而非竞争为社会进化之动力。一战即将胜利之际，蔡元培曾乐观地表示，“互助主义的成效，已经彰明较著了。此次平和以后，各国必能减杀军备，自由贸易，把一切互竞的准备撤销，将合全世界实行互助的主义”。《蔡校长关于欧战之演说》，《北京大学日刊》第232号，1918年10月21日，第4版。李大钊在1919年元旦撰文指出，新年最重要的就是要弃竞争而取互助。“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狗［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第2版。可以说，在当时西方文明已因一战而破产的舆论中，互助主义已经取代竞争进化论而成为中国不少新派知识人的共同心声。那么，陈独秀为何认为北京学界计较物质利益就是精神堕落呢？陈独秀认为计较物质利害是民国士人堕落的一大原因。民国肇建以来，无理想之文派政客总是依附于特殊势力讨生活，以致个人堕落、团体堕落、政治堕落及民族堕落。所以学生只计较归还权利这一物质层面，当然便与北洋政府官员和旧式文人无异，自然也就是一种精神堕落。简言之，陈独秀的批评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学生未能将重心放在互助友爱的伟大精神上，与时代新思潮脱节；二是思想与行为渐趋同于旧式文人和官僚政客，并寄望于北洋政府。可见，陈独秀此时信奉的是互助主义，是在互助主义视域中来解读苏俄宣言的。

陈独秀对于宣言的另一回应是《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纪念号”辑录全国各界15个团体和8家报刊对苏俄宣言的热烈评论。此辑录编排当然是一种有倾向性的选择。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此宣言及相关评论作为附录与“劳动纪念号”同时刊出是个巧合。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已然决定在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出版一期“劳动纪念号”。《陈独秀书信》（1920年3月11日），《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而此时苏俄宣言尚未引发舆论反响。因而，宣言及各团体报刊答复文附录于《新青年》“劳动纪念号”并非事先策划，而是4月份宣言引发舆论热潮的新情况使得两者出现于同一期。而且，尽管《新青年》辑录团体及报纸言论之种类多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但后者于4月14日即已辑录、刊载，早于前者。《民国日报》辑录团体言论5种，《新青年》辑录15种，前5种与《民国日报》相同；《民国日报》辑录报纸言论6种，《新青年》辑录10种，前5种及第7种与《民国日报》相同。参见《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4月14日，第13～14版；《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换言之，辑录团体及报纸相关言论并非《新青年》独创。再者，支持劳动运动并不等同于认同俄式革命，1920年5月1日劳动节纪念活动是社会主义各派人士共同合作的结果。因而，这不能作为陈独秀因受宣言影响而走上俄式革命道路的证据。

与之相似，李大钊亦是如此，而且在宣扬人类互助和世界主义上更为积极。他所期待的是一个只有互助、了无仇怨的光明世界。李大钊希望亚洲青年打破种族和国家界限，联合起来消灭亚洲境内的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针对苏俄宣言，他说：“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5日。基于民族利益，国民中没有一个人不会欢迎苏俄政府的这一举动；然而，对于立足人类立场、信奉互助主义者而言，苏俄宣言则饱含世界主义情怀，彰显人类同胞意识。邵力子表示，“我们不单为我们自己表示感谢，直要为世界公理表示感谢”。力子：《为公理表示感谢》，《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4月6日，第14版。因而，在他看来，中国学生不能高举正义人道大旗而只是关注挽救利权的行为自然是精神堕落之一种。1920年8月22日，易寅村、何叔衡等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彭璜参与筹备。针对社会上苏俄宣言“带有传播主义的性质”的负面言论，彭璜撰文予以批驳。他说：“不错，我们在他们的通牒中，确的［的确］看出他的主义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固有的幸福；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他们的通牒中，传播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义，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荫柏：《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续）》，《大公报》（长沙）1920年8月28日，第7版。可见，当时李大钊等人解读苏俄宣言的思想体系仍然是自一战以来“反对人类掠夺人类”存统：《把“爱国运动”变成“社会运动”》，《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4月19日，第13版。的互助主义和反侵略思想，只不过其载体由威尔逊主义转变为苏俄宣言。换言之，苏俄宣言不是颠覆了他们之前的思想倾向，使其转向阶级斗争，反而是其原有思想倾向的体现和对其原有心理状态的强化。

按照原有认知，若视苏俄宣言为中共创始人通向十月革命道路的桥梁，那么，此事便有一吊诡之处。就目前可见文献而言，陈独秀等中共创始人并未直接撰文论述苏俄宣言本身，只是在前述文章中提及；而后来反对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戴季陶和张东荪等人在当时却高度关注宣言本身，专门撰文回应此事。戴季陶的反应可谓相当亢奋，对宣言的评价也是相当之高。他认为，苏俄宣言是要结束国与国之间的侵略历史，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具有划时代意义。鸦片战争以来，是中国人民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我们在悲哀惨酷境遇里面的中国国民，对于这一个通告，应该十分感谢，应该要为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感谢。更应该要觉悟，要从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遗传性上觉悟转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由人民！”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第2版。嗣后，戴季陶到张东荪家再谈起此事，仍为一般国人不能明了苏俄宣言之历史意义而深感遗憾。有鉴于此，张东荪也撰文强调，宣言的意义主要是展现正义人道的反侵略精神，“就是威尔逊所提倡而未实行的”。东荪：《中国人配讲人道正义吗？》，《时事新报》1920年4月13日，第1张第1版。比如撤废国际上一切特权、废除秘密外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