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我的教学计划是和研究生们讨论两位对语言人类学有极重要影响的历史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雅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按照一向的习惯，我在为学生们写讲义的时候，却无论如何想不到怎样不让两人的思想被更深地误读。直接引用他们写的东西，是很难跳出“语言决定论”这个说法的怪圈的。然而，要求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像富有经验的人类学研究者一样，读萨丕尔和沃夫的田野调查材料和详尽的北美原住民语言记录，然后体会两人对于语言如何影响文化的思考，是非常难的。这不是孤例，而是学习语言人类学的学生们普遍遇到的困境。

讲义写不下去的时候，我正好收到一位美国朋友的邮件。这位朋友在并不知道我的教学计划的情况下非常巧合地提到，他在为本科生讲萨丕尔思想的时候，用了前东德作家乌维·约翰逊（Uwe Johnson）写的《柏林城轨》（Berliner Stadtbahn）作阅读材料。朋友写下了这篇散文的德语原文和英语译文的题目，但不知道为什么英语译文搜索不到。于是我硬着头皮用已经生锈的德语艰难地把原文读了下来。这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因为我的全部学术写作和教学以及绝大部分学术阅读都是用英语完成的，所以我直观上对德语构词造句方式感受到的隔阂恰好与我对这篇散文和萨丕尔思想的理解是互为镜面的。

《柏林城轨》是一篇文学作品，是根据作家和妻子逃离东柏林，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旅程抵达并定居西柏林的经历虚构出来的。整篇散文写的是：在德国被人为划成东西德的那段历史时期，假设一个人乘坐柏林城轨从东柏林到西柏林，在穿过中央车站的那十分钟会经历什么。在实际的旅程中，作家从东柏林出发的时候，看到的是东德这一边的柏林中央车站，经过了两天两夜，用虚假的瑞士文件取道了欧洲几个国家，最后抵达西德，在旅程结束的时候看到的是西德这一边的柏林中央车站。这本应只需十分钟却被扩展成两天两夜的旅程中，作家把沿路观察到的许多细节都细致地保存了下来，准确地呈现在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