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馥莉时代”的娃哈哈，开始向集团内部最深层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刀。

9月初，媒体曝出娃哈哈集团员工的劳动合同被要求改签宏胜饮料集团，并取消“干股分红”，有员工愤而成立维权委员会（下称“娃哈哈维权会”）。

“干股分红”取消，之所以让这群娃哈哈员工如此愤怒，是因为动了公司的“大动脉”。全员持股制度在娃哈哈集团已经实行20年之久，尽管在2018年，娃哈哈集团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将员工持股变成干股，但员工依然享有集团发展背后的分红收益。而这次突然传出分红取消，意味着娃哈哈集团最能体现“公平精神”的全员持股制度，成了历史。

滔天的声浪下，宗馥莉做出让步，并紧急召开娃哈哈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进行解释：“娃哈哈今年干股分红不会取消、薪资结构没有变化。分红将基于个人的岗位绩效，而非仅凭过往的资历或级别来分配。”

但这似乎没有完全打消一些老员工的顾虑。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他们早已和全员持股制度融为一体。宗馥莉时代在改革上的诸多动作，拉远了他们和创二代之间的距离。在不安中，他们开始要求重新追溯宗庆后在世时实施的一项政策——2018年集团回购员工股份的正当性。

这或许也加剧了宗馥莉二代接班过渡期的动荡。在变革和阻挠、野心和牵绊的反复拉扯中，宗馥莉是否会放慢节奏，调试冲突，似乎也成了决定娃哈哈集团命运走向的最大谜团。

入股娃哈哈，借钱都要买

刘建国是加入娃哈哈集团的最早一批大学生，90年代，刚加入娃哈哈时，业务还主要集中在杭州区域，但发展势头好。和他同批入职的几十个大学生，此后遇上娃哈哈集团改制成了股东，迅速实现了财富的上涨。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娃哈哈集团”），前身是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1991年兼并罐头厂后更名为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由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局100%持股。1999年，娃哈哈改制，在几番股权转让下，娃哈哈集团变成由上城区国资局持股46%，宗庆后持股29.4%，近2000名正式职工持股24.6%。

在当时改制大潮中，娃哈哈的改制并不彻底，娃哈哈员工持股和国资持股并行的结构，保留至今。改制完成之后，按照职工持股会章程，正式职工入职满一年，就能持股。到2003年，娃哈哈几乎“全员持股”。

刘建国回忆称，当时普通员工一人能买5000股—2万股，定价1元/股。持股后，“一元钱能分八九毛”，即如果持股份额2万，每年约有1.6万的分红。他还记得当时的一位领导，一口气买了45万股，一年光分红就能拿36万元。

这是一笔稳定又可观的收入。到2000年左右，刘建国持有4万多股，年收入有7万块。这种薪资水平在杭州很罕见。

员工持股后，会收到一张持股证明，就像“奖状”一样，刘建国说，后来变成了银行存折模样，如果因为职级和年限变动，新增股份额度会逐行列出。

员工通过持股，共享集团发展红利的模式，也获得了高度的凝聚力。这在2007年爆发的“达娃之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与娃哈哈合作近十年的法国饮料巨头达能，欲低价收购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体系外的公司股份，遭到了宗庆后的强烈反对。

同样在2000年前就入职娃哈哈的前员工谢永强回忆，当时达能通过公开声明等方式，想挖娃哈哈干部，从内部分化瓦解，“没有一个员工站到达能那边，都不用内部稳定军心，宗总（指宗庆后）有这样的自信，他相信娃哈哈的员工”。

达能亚洲高管在诉讼中称，是由于宗庆后“通过优厚的工资和资金，使得达能与娃哈哈合资企业的高管绝对效忠于他”。

职工持股会挂靠的娃哈哈职工工会，当时也扮演重要角色。达能与娃哈哈有39家合资企业，“职工工会”是合资企业的员工代表，“职工持股会”则是合资企业的股东之一，有资格将达能告上法庭，诉讼理由为“损害侵权”——当时乐百氏与娃哈哈是竞争对手，达能董事却身兼娃哈哈合资公司与乐百氏的董事长，可以起诉“达能董事违反竞业禁止”。

立案后，工会只需提交一个审理报告，达能在39家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份随时会被查封，起诉后，达能在国外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声落地，达能转而要求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