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老四是活跃于新世纪诗坛的80后诗人，他善于书写“自我”与生存世界的多重关系，致力于深层生命经验的开凿与书写。老四诗歌有强烈的“在地性”，这一方面体现为他对沂蒙故乡和生活地济南的地域经验书写，更体现为他在漂泊行旅过程中的文化体验与精神地理建构。他对地方经验的呈现与审视，实现了从“文化地理”向“精神地理”的诗学转化。老四对文化传统的高度自觉与诗学实践，构筑了宏阔而又坚固的精神底座，召唤着诗歌审美的多元建构。
关键词：老四 诗歌 自我 地方经验 文化传统
老四是活跃于新世纪诗坛的80后诗人，他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2006年在《山东文学》发表处女作，2013年参加《人民文学》第二届“新浪潮”诗会，2019年成为山东省作协第五批签约作家。2013年到2014年间，是老四诗歌创作的转折期和成熟期，他逐渐脱离80后青春写作的集体合唱，开始在诗歌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阅读老四的诗集如《自白书》（文学鲁军新锐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沂蒙笔记》（张炜工作室文丛之一，即将出版），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诗歌文本仍不乏80后诗歌中普遍存在的青春书写与感伤气息，但更多是一种具有审美辨识度的诗歌声音呈现。这种独特的诗歌面貌既与他的语调和修辞相关，更是其生命经验的独特体现，标志着一个诗人建立了独属性的诗性语言与诗艺机制。老四善于书写“自我”与生存世界的多重关系，致力于深层生命经验的开凿与书写。老四诗歌有强烈的“在地性”，这一方面体现为他对沂蒙故乡和生活地济南的地域经验书写，更体现为他在漂泊行旅过程中的文化体验与精神地理建构。老四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孤独而又敏锐，封闭而又敞开，不停地出走而又归来，始终葆有一种诗性的张力。近年来，随着诗歌心智的愈发成熟和文化心理的持续觉醒，他愈发倚重地方经验与文化传统，在对齐鲁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历史文化和生存景观的深度开凿中敞开诗歌经验，尝试着从个体经验书写到文化记忆书写的范式转型。
一、“一个人”及其精神镜像
老四诗歌的抒情基点，最初来自对“一个人”之生命与情感状态的诗性体悟。“一个人”是老四早期诗歌反复出现的主体称谓和生活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其诗意发生的起点。他在《一个人》中以“咏叹调”的方式书写这种情境：
“在文字里持刀远行/这么多年我只是一个人/一个人坐公交车，车上空无一人/一个人上班，单位空无一人/一个人赴酒局，宴席上空无一人/一个人在人山人海，人山人海里空无一人”
某种意义上，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一个诗人的宣言。在中国文化中，“以笔为刀”有着漫长且深刻的精神传统，“在文字里持刀远行”暗示了某种抉择与无畏。老四自觉加入“持刀远行”的历史队伍，这暗含了对写作这一道路之孤独、困厄、艰难的体认与了悟。“一个人”意味着某种孤独状态，但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孤独，而是文学世界与精神维度的孤独，这种孤独包蕴着一种内心的坚定与无畏，这种孤独甚至是一种刻意的选择与追求。“一个人”在深层上是一种精神的高峰体验，正是这种心灵与精神上的孤独感催发“诗人的诞生”。《一个人》与其说是书写孤独体验，毋宁说是表达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碰撞、交融。诗歌最后的四行，每一行的前半句可看作是写实，是真实的生活状态，后半句则是一种虚构，具有多重隐喻意涵。这首诗意味着一种诗歌创作的状态和诗意燃烧的时刻，这种句式同时预示着老四诗歌经验的敞开，他后来的诗歌较多是“空无一人”状态下的精神产物。
“一个人”意味着某种“独处”的精神状态，老四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引用他心仪的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话，“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式。”他的《水上行》是对这种独处方式的再次确认：“我爱独处/一个人守着一条河/一个人和天下所有人恋爱/一个人怀揣惧怕/一个人在河上，每一滴水里/安置我的一段孽债”。老四一方面反复地书写这一个孤独的内心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制造出众多的自我镜像。与“一个人”的精神探寻相对，老四诗歌中的“我”经常会投射出多元镜像：众多不同的“我”同时出现，与“我”互为镜像，与“我”展开对话，在略显荒诞的情境中表达某种悖谬化的生存体验。不断重临自我的生命起点，在时间的深处遥望自己，拉开时间距离审视自我，是老四诗歌的显豁主题。他的《自白书》将叙述的起点回溯至“我”从母亲子宫降生的时刻：“人生中第一个黎明和黄昏/他将爱上青草、汶河，在河边的菜园里/度过童年，抵达并不久远的中年/他将爱上荒芜、寂寞，在孤独的一生中/治疗伤口，最终沿着过去的村道/回归宿命中的来处和去处”。不断重临生命的起点，究其实是一种精神还乡。《自白书》寥寥数笔完成了对自我人生历程的悲剧性体认，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对老四而言，诗歌是回忆的艺术，是不断激活个体精神史的艺术。他总是在某个时刻陷入对自我的记忆，将之描述为《谋杀时间的旅程》：“山那边的一所学校/多年前我曾在校园里/我看到了无数个我/在楼宇和广场的缝隙/像蚂蚁一样/奔跑、焦虑、绝望乃至痛哭。”不管是对“人生中第一个黎明和黄昏”的凝视，抑或是“多年前我曾在校园里”的场景再现，都是此刻之我的一种精神镜像，这种回望与凝视具有一种“变形”的情感与诗学功效，暗含着一种悲剧性的内审意识。现实之“我”与“我”之镜像的对话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如现代诗人戴望舒在《我的记忆》中所描述的，“它的拜访是没有一定的/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于是，在《海阳至济南过潍坊》的车中，诗人看到，“车窗外，我看到了一个我/他不是我，是这个世界的一根稻草”。这是一种由速度而起的精神幻象，高速运转的现代交通隐喻了移动、飘零的封闭性生存空间，将我们迅速地抛入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指出，随着不断的社会加速，我们“被抛入世界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而且人类在世界当中移动与确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a老四的诗折射出我们生存背景的模糊与破碎，生存世界因此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老四所虚构的自我镜像，在他的诗歌中不仅仅是“我”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的滋生与繁衍，他还虚拟了其他镜像化的人物，譬如“儿子”“付小芳”等。在《我可能还有一个儿子》中，诗人由自己现实中的儿子展开想象：“我需要另一个儿子，作为我儿子的镜子/作为我的镜子，作为人间的镜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看到了时间转化为空间的整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