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杨怡芬的长篇小说《海上繁花》以1942年发生于舟山群岛的“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为基底，牵涉意外的“闯入者”与舟山渔民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海上繁花》映照的是现代性幽灵盘旋于战争时代所产生的人性错位与价值悖论。而小说相关具有背反性的细部，也为观照20世纪世界文明史进程提供了饶有意味的视角路径。
关键词：现代性 现代文明 工具理性 历史观
一
2019年末，微信公众号“明州世相”刊发了一篇题为《14位英国老人在舟山寻找父亲，揭开一场77年前的沉船惨案》的纪实文章。该文对1942年10月发生于舟山群岛东极诸岛海域的“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以及77年后“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遇难者子女相聚舟山纪念先辈等细节有着颇为审慎的记录。文中详述了1942年满载1834名英军战俘的日本货轮“里斯本丸”号自香港出发，在前往日本战俘营的途中，被美国潜艇“鲈鱼”发出的鱼雷击中。就在“里斯本丸”号即将沉没之际，附近的舟山渔民划船前来营救落水的英国战俘。关于舟山渔民自发救人的义举，作者龚晶晶所示的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这是很多东极渔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白种人。”a至于舟山渔民在“这辈子第一次见到白种人”后究竟作何感想，他们同意外的“闯入者”之间抛开“拯救/被拯救”的关系又是怎样形成互动的，作者对此并未作过多的纵深书写。
这个引人遐想的话题，在2023年借虚构的时空布景得到了接续。是年，浙江舟山籍作家杨怡芬同样以1942年“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为创作题材来源，出版了长篇小说《海上繁花》。相较2019年龚晶晶的纪实文章里对舟山渔民初次见到白种人的有意渲染，小说《海上繁花》涉及该部分的书写似略有些引而不发的意味。只是写到舟山渔民在日军上岛搜捕英国战俘的过程中，如何将三名“白种人”掩藏于幽僻山洞之时，小说借舟山少年阿卷的视角有如此叙写：“伊恩他们的手腕上，现在是光光的，但他们一定曾经有过手表吧？那么，他们的时间，被日本人抢走了；他们和这世界的连接，也被日本人砍断了。阿卷寻思着这些，可不好意思把它们说出口。某一天，他的时间也会和外面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吗？这样想着，阿卷都呆了。”b尽管客观地说，这段心理波动多少脱离了一个舟山少年从其身份角色出发理应具有的话语逻辑、思维结构与姿态立场，更如同是作者不得不化身为少年阿卷而实现的“叙事任务”，但以“光光”的手腕与被剥夺的手表为引，可注意到阿卷在面对陌生的“白种人”及其潜在的“联系”与“冲击”时，需要得到读者正视的“回应”。
上述所征引的这段源自舟山少年的心理活动，实则也铆接了被舟山渔民救下的英国战俘三人，从舟山一路辗转躲避最终抵达重庆期间的显豁的叙事主题，即如何找回“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时间”关涉现代性视阈下一套以语言、地域、历史、意识形态等价值要素为区分依据的“阶层”观念。小说开篇言及伊恩一家在香港生活时期，尹恩的儿子乔就困惑于“阶层”的设置与编织，比如他与家中作为女仆的安妮便有着不可轻易逾越的“阶层”壁垒：“这是英国人特别在乎的，他们是纯正的英国人，之后是葡萄牙人、欧亚混血，再是有钱的华人，最后是没钱的华人，那就是像安妮这样为他们服务的用人们。”c1941年12月24日，即时任香港总督杨慕琦在香港九龙半岛酒店签下投降书的前夜，英国男孩乔与香港女孩安妮之间未遂的性爱就是强悍的“阶层论”的注脚。即使作者似乎有意将这场未完成的情爱关系，暗示为乔基于道德责任而不能“毁掉这么好的安妮”，但安妮在意乱情迷之间脱口而出的“少爷”及乔随后的反应仍然表明，这依旧不过是乔所属的“阶层”面对他们俯视的“阶层”，在实质性接触当中本能的排他倾向。
一切的转折点，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的沦陷，以及伊恩、乔等原本握有文明优越感的“纯正的英国人”旋即沦为阶下囚的实情。但理应指出，即便是在经历了此后“地狱航船”的浩劫，即便是面对抛开个人安危救下他们的舟山渔民，纵然伊恩等人心存感激，不过这并未使伊恩等人彻底摆脱对舟山渔民的“他者”判定。由始至终，“伊恩们”和舟山岛民，包括承担护送任务的各路仁人志士之间保持着微妙的紧张感。兹举一例，他们在赴重庆途中放弃了购买御寒的棉长袍，而是执意要到重庆后找寻裁缝订做“全毛的西装”与“呢子大衣”。迥异而又坚定的服装款式的选择的背后，是具有明晰边界感的阶层意识与受到“现代”洗礼的价值取向。而伊恩等人与所处环境的紧张感是在何时松弛的，又是何时逐渐消散的呢？是三人随护送部队行至云和时终于买到了“走得很准”d的黄铜外壳怀表，是他们获悉国民政府已联系到祖国的外交部，这时作者杨怡芬试图强调，他们感觉重新“归入文明社会的秩序里”，而这“失而复得的归属感，让伊恩激动”e。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议题是：令伊恩等人念兹在兹的究竟是怎样的“文明社会”？可以看到，一方面，这是基于崛起的科学技术与明晰的工具理性意识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形态，是一种有别于他们的“舟山恩人”的日常生活模式及规范准则，但“伊恩们”显然没有认识到，正是令他们具有归属感、令他们不自觉生出傲慢与偏见的现代文明及其塑造的科技幽灵，一度以恶魔般的设计将他们推向“里斯本丸”号这艘地狱航船，推向了近乎绝望的生存境地。由之，当霍布斯鲍姆指出20世纪是“科学改变了世界以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时代”f，这首先昭示了作为现代理性文明的忠诚的产物，科学技术改造、甚至是标准化了趋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同国族群体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地域”与“地域”不再是因地理与历史互相隔绝的“孤岛”。此外霍氏也意在表明，我们现在所熟稔的各类具有致命杀伤性的武器的研发与广泛运用，同样也是现代性浪潮“改变了世界以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充满暧昧性的根源。不断更新换代的武器级别，使得加害者与杀戮者在面对借助武器间接完成的血腥行径时，并不会产生真切的道德负罪感，因为伤害与杀戮在现代科技幽灵的加持下显得异常的轻易，也因轻易而无休无止。这也是霍布斯鲍姆谈到的：“战争变得愈加残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非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