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生代群体及其中短篇小说创作，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他们身上暗含了这样的文学史问题：90年代如何消化和选择性地继承80年代形成的文学传统，并将之转化为新世纪文学的起源性因素。作为这个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李洱的文学实践勾勒出了晚生代出场和流变的文学线索。期刊改制及其制造概念的策划行为，形成了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围绕在晚生代周边的小环境。通过先锋文学与新写实文学传统的清理，他们对于现实主义形成了新的理解方式，折射出两个文学时代的赓续和流变。

关键词：晚生代 李洱 期刊改制 内面

晚生代，又称新生代，指出生于1960年代而在1990年代中后期引起文坛注目的一批作家，大致是以时间为基点对作家世代进行的划分。鉴于“新生代”的使用存在泛化的倾向，衍化成新生力量的代名词，本文采用“晚生代”的说法以期保持这个概念的文学史张力。晚生代既没有提出宣言式的文学主张，内部之间也有很大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确实显示出了与前辈作家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因而，他们不是一个文学流派，而是如群星之于星座般形成的作家群落。

晚生代群体中，无论是在文学创作的实绩还是在理论自觉的程度上，李洱都是极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以李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为中心，探讨晚生代的出场和流变，不仅有助于对于这一作家群落的再认识，同时也寄寓着激活90年代文学研究的意图。如果说“50后”作家体现出的是一种固态的、同质化的文学史，那么在晚生代身上，我们则可以看到一种流动的、不规则的文学史。某种程度上讲，晚生代扮演了从80年代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转换器的角色。相对于同时期的长篇小说，晚生代在90年代的创作实绩并不足以成为标志一个时代高端成就的文学地标，然而却有可能更接近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学秘密。他们积极回应新的文学场域的规则，有意识地清理文学传统、反思个人创作，在内外两个方向上标示出一代人的文学探索，由此也为我们重新进入90年代文学留下了一条小径。

一、90年代文学留下什么

90年代留给我们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自足的文学年代，倒不如说是一个喧嚣的文学时段。它夹在“八十年代”和“新世纪”两个文学史的“庞然大物”之间，显得面目模糊，而带有某种突变和过渡的意味。且看学界对90年代文学最早的建构尝试——“后新时期”a，仅从偏正式的构词方式便可看出，中心语“新时期”是进入90年代的逻辑起点，如何处理与80年代的关系，构成了理解90年代的前提。修饰语“后”则带有崩解、解构的涵义。90年代的到来，被赋予了宣告80年代的终结并与之告别的使命。身在历史现场的作家，也明确地意识到“‘新时期文学’已经划上句号”，他们忧心忡忡，预感文学的未来像是“一个大汉扛着舢板寻找河流”。b

然而，当我们站在后设的历史视角，回顾90年代至今的文学历程，我们或许会转而认可施战军的观点：90年代是一个“写作实验真正敞开和结出硕果的时代”，“八十年代很多潮流的结算在九十年代”。c《丰乳肥臀》《白鹿原》《心灵史》《废都》《九月寓言》《长恨歌》《平凡的世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即使放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中，长篇小说的丰收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不仅如此，人文精神大讨论、《废都》批判、王朔现象、学者散文、女性写作、期刊策划出的文学新概念……文化领域的众神狂欢和众声喧哗让90年代成为一个高密度的文学年代。文学外部环境和作家文学理念的变革——内外交织的新格局为90年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大致还是以归纳和总结为主，有待更多的概括和分析的眼光。因此，要将90年代文学研究从时段学引向年代学，首先需要经过一个做“减法”的阶段，对90年代文学能够留下什么做一个大致的判断。

与上文提及的长篇小说现象并举，我以为晚生代群体及其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的创作，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学史问题。晚生代的代表作家有朱文、韩东、毕飞宇、李洱、艾伟、邱华栋、张旻、李大卫、李冯、东西、鬼子、何顿、李敬泽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作家很少结构长篇，普遍集中精力写作中短篇小说。以“50后”作家为创作主体的长篇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写作。这不是题材意义上的历史，而是说对大历史的记忆沉淀在他们人生经验的底层，以至于作品的底层都有一个关于历史认知的整体结构。90年代的长篇是面向过去的，是作家在历史转变之中，站在一个新的位置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的总结式的写作。晚生代及其创作则应和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潮汐，彰显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构成了90年代最具“年代性”的写作。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脉络来看，晚生代暗含了这样的文学史问题：90年代如何消化和选择性地继承80年代形成的文学传统，并将之转化为新世纪文学的起源性因素。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90年代的现场感和年代感，并由此见出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和一种新的文学流向。

描绘其成员和创作面貌的论文著作已有不少，在此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历史文本”：张钧的《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李敬泽、李大卫、邱华栋、李冯与李洱的《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自1997年开始，从长春到广西，张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与28位新生代作家进行专业对话：朱文、韩东、鲁羊、吴晨骏、荆歌、罗望子、毕飞宇、张旻、西飏、夏商、李大卫、李冯、徐坤、邱华栋、林白、丁天、刁斗、海南、陈家桥、东西、鬼子、李洱、墨白、行者、刘继明、何顿、曾维、王彪……这代作家的文学观念因他的串联而得到集中展示。1999年，张钧因肺癌去世，计划中的新生代作家小说理论集和个人研究论著均未能问世，仅留下这部访谈遗稿。如果说张钧的工作勾勒了晚生代的面部轮廓，那么四李一邱的对话则是对这一群体的工笔细描。1998年11月3日，在李大卫的单身公寓，五人从上午持续谈到深夜，涉及到的话题包括“个人写作”“日常生活”“传统与语言”以及“想象力与先锋”。他们以此对90年代文学的关键词进行踩点和勘探，试图在“断裂问卷”的路径之外，建设性地阐述一代人的文学观念。

李洱1966年出生于河南济源，198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被他视为文学童年的人生阶段。系统的文学训练、良好的理论素养以及世界文学的视野，让他的写作一开始就带有“智性”的色彩。这种“智性”不仅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持续关注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方式上，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身上那种反思文学传统的意识，以及对当下生活命名的能力。“午后的诗学”“生活在自身之外”“行走的影子”“饶舌的哑巴”“悬浮”……他在进行表现的同时也在进行概括。从90年代的《午后的诗学》《葬礼》等中短篇小说到新世纪的长篇小说《花腔》和《应物兄》，李洱有变化，但远称不上突变或转向，他的写作状态如河流一般绵延、连续，一边顺着80年代的文学风貌而来，一边又在新世纪得到充分展开。在他以及他的晚生代同人那里，我们可以见出百年中国作家身上少见的不被外力打断的自然生长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洱为我们回溯90年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个案。

二、文学期刊与一代人的历史出场

“晚生代”的概念，除了60年代出生的维度，还特意强调9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间节点。李洁非将“新生代作家”的崛起勘定在1994年之后，一个主要依据便是文学期刊以新生代作家为主体而策划的“联网四重奏”、“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以及“跨世纪星群”等栏目亦未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