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世纪西部小说的女性书写取得重要发展。西部小说打破了女性作为映衬男性群像的创作局限，细致呈现女性与空间、女性与自我、女性与他者、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复杂关系，展现了西部女性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文化场域的行为实践和崭新面貌。尤其西部作家对少数民族女性自我觉醒和观念变化的书写，丰富了西部文学的女性话语体系。

关键词：新世纪 西部小说 女性书写 公共场域

卢卡奇认为：“小说是成熟男性的艺术形式”，即“小说的精神态度是男性的成熟，其素材的典型结构是离散、是内在性和冒险的分离”a。卢卡奇的论述强调了小说的雄性特质却忽略了小说的柔美特征。西部小说也一样，读者对它产生强烈的刻板印象，即他们普遍认为西部小说具有阳刚、雄壮的特点而忽略其柔美、温情的内容。进入新世纪，西部作家在女性书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打破读者对西部小说的刻板印象，也重构了西部小说的审美风貌。新世纪西部小说关于性别关系问题的书写发生重要的转变，譬如其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表达等层面重构并丰富了西部文学的女性话语体系。

一、西部小说的刻板印象与雄性气质

西部的自然环境影响小说的审美风格。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西部小说便以豪迈和阳刚的风格享誉文坛，譬如小说中的流浪汉、屠户、猎人、老兵、土匪等人物体现西部的文化气质，也奠定了西部小说的整体艺术风格。事实上，西部旷远、严酷、荒凉的自然环境影响作家的审美感受。相应地，小说的故事主人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顽强生活，他们身上张扬着原始生命力，残酷的环境也造就了他们坚韧和刚强的品格。红柯早年生活在新疆，新疆的自然风物完全融入其小说创作，因此红柯小说的男主人公总是展现英雄气质：“所有的人都听见群山上空滚动的吼声，雄狮团长跑遍了八百公里的塔尔哈山和巴儿鲁山，他给那些丧失斗志的人以勇气，他的声音令人振奋”b。红柯习惯性采用“雄狮”“战马”“苍狼”“火焰”等一系列词语形容男性，展现男性在西部自然环境的锻造下所形成得刚烈、韧性的品质。同时，他们纵情奔跑在西部的草原、森林、群山、沙漠之间，以一种自由洒脱的方式生活。郭雪波的《大漠魂》中的老双阳和干儿子狗蛋克服困难，不畏惧沙尘暴，在沙漠深处种出了红靡子，而老双阳对抗恶劣自然环境的行为正是雄性气概的显现。雪漠的《猎原》中孟八爷智斗狼群和猎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坚守初心，他的生存意志和生命韧性在黄土高原上熠熠生辉。一定意义上，西部作家塑造了大量具有征服性特征的男性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性格的形成受到西部的沙漠戈壁、森林草原、雪山湖泊、暴雪沙尘的影响。

西部小说在两性关系中着重凸显雄性气质。西部小说集中描写男性英勇、威武的一面，却呈现出女性软弱、柔情的一面。这种两性关系的对比中，作家们有意识地凸显雄性气质而弱化女性力量。在红柯的作品中男性像险峻的高山、奔腾的河流、翱翔的雄鹰，他们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昂扬的斗志和野蛮的干劲。例如，《古尔图荒原》中在新疆奋勇开垦冻结的土地的丈夫，《西去的骑手》中马仲英所率领的跨黄河、过沙漠的英勇骑兵队伍，《大河》中彪悍能干的父亲自由地穿梭于森林和山涧之间。同样，这些小说作品中的女性是柔弱、渺小和被动的存在，女性的懦弱衬托出男性的雄性特征。红柯的《大河》中，湖南籍女兵在阿尔泰意外怀孕，她受到老金的照顾并顺利渡过生活难关。老金的彪悍、粗犷衬托出女兵的单薄和柔弱。雪漠的《大漠祭》中，老顺的女儿兰兰以换亲的方式嫁给白福，她总是遭到丈夫的毒打，婚姻生活使其感到绝望而痛苦；莹儿同样以换亲的方式嫁给老顺有阳痿问题的二儿子憨头，他爱上丈夫的弟弟灵官，因为灵官的逃避感情和离家出走，她独自忍受情感折磨而痛苦地生活。郭雪波的《霜天苦荞红》中，瀚海科尔沁沙地自然环境恶劣，村民种植的苞谷没有收成，乡村的女性被迫靠出卖劳力维持家庭的生计。一方面这些女性的性格软弱使其无法逃离自己所处的生活绝境，一方面她们的被动性使其无法选择自己的理想生活和情感归属。受到西部传统文化的影响，西部作家有意识地塑造具有阳刚特征的男性形象，并通过柔弱和悲惨的女性衬托男性主人公，以此呈现了一种凸显男性气质却失衡的两性关系。

在传统的性别关系结构中，父权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且男性逐渐成为一种“支配和压抑女性的性别角色”c。西部小说中的父亲或哥哥等男性总是决定女性的人生和命运。例如，《大漠祭》中的父亲不顾及女儿的感受而决定利用女儿为儿子换亲。《马兰花开》中的父亲为了缓解拮据的生活而匆匆嫁了大女儿马兰。《紫青稞》中的大姐桑吉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无奈地踏上进城为孩子寻父的道路。二姐达吉过继给阿叔次仁，为了让阿叔有一个体面的上门女婿，她听从其安排接受了普拉的感情。事实上，男性性别身份的确立反映社会大众对性别想象和性别观念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和东部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西部作家普遍产生文化焦虑，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自我性别身份的建构，以丰富的实践活动应对男性的性别危机，进而以此彰显西部文化在社会性别机制方面的影响。西部小说从社会语境和两性关系的层面呈现了西部的男性文化气质，深刻反映了西部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性别文化。

西部小说过度刻画男性角色往往导致女性的失声或消失。具体来说，西部小说内部存在一种显见的父权文化，这构成压抑和主导女性的主要因素。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们往往会记得红柯笔下英勇的军垦战士、郭雪波笔下机敏的猎人、雪漠笔下跋扈的父辈、董立勃笔下嚣张的基层干事、李学辉笔下乖张的紧皮手等等，而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往往是沉默的，她们或失声或没有存在感，这也说明女性在西部的历史发展中被遮蔽的问题。关于新疆兵团建设的书写中，红柯、董立勃等作家着重呈现男性在新疆建设过程中克服恶劣自然环境而英勇献身集体事业的行动及表现。关于西部大开发的书写中，贾平凹、雪漠、刘亮程、郭雪波等作家重点展现村长、书记、队长、村民等男性角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忽视了女性的贡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的书写中，叶尔克西、梅卓、马金莲、亮炯·萨朗等作家也强调少数民族男性的率先觉醒以及他们推动西部偏远地区改革发展的历程。作家们普遍忽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诉求，实则忽略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与女性命运的内在关联。正因为如此，西部小说的刻板印象是雄性的，其中女性的声音被忽视了，故而小说温柔、细腻的主题内容和情感表达也不为读者所注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西部作家们也逐渐作出改变，他们也听到了属于女性的声音，譬如一些西部作家立足现实生活和壮阔历史的女性书写，既展现了不同女性的风采，又以女性视角审视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使得西部小说的女性叙事呈现多重意蕴。

二、女性的浮出与性别视角的建立

西部作家开始注意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他们通过对女性生活遭际和命运轨迹的书写，反思了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女性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自我主体性的建构。谷运龙的《灿若桃花》中，丧夫的小姝不畏惧长辈的阻拦和世俗的眼光，克服重重困难嫁给自己的初恋地宝，自信坦然地开启新的生活。《春兰》中幺姑娘不满意家里的定亲对象，进城打工时与厨房工作的同事自由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