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运河独特的自然与文化价值赋予了文学书写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运河文学发展脉络中，刘绍棠和徐则臣各具特色的文学书写从各自时代中脱颖而出，展现出运河文学书写范式的变迁，赋予运河新的文学内涵。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时间、空间、象征等多个维度的对比，可以看出刘绍棠笔下的运河是千百年来“活”在生活中、带有浓厚的地域和乡土特征的京东运河，常作为衬托性的生活景观和精神底色出现在文本中。相比之下，徐则臣则更注重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主体性，书写其百年动荡的命运变化，彰显运河整体性和个体性的特征。时代语境的变迁是影响运河及其文学书写转变的关键，如何在运河申遗的热潮中，完成文学书写对文化遗产的反哺是当代作家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关键词：运河文学 刘绍棠 徐则臣 文化遗产书写 乡土文学

运河是自然景观与人类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条自然的文化之河。作为河流文化中的特殊存在，自古文人墨客都将深情的笔墨泼洒在大运河之上，由此孕育而生了专属于运河的文学书写。近年来，对于运河文学书写的研究不在少数，研究者们从多个方面剖析运河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特征，展现出运河的风情、历史和文化风貌。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全局，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探究各时期的书写特征和运河风情；另一类注重研究典型的作家作品，从具体的作品入手，关注作家的创作手法和技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运河的命运浮浮沉沉，运河的文学书写也随之变化，书写范式的变迁对于运河文学的整体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内涵。

刘绍棠被称为“大运河之子”，他的一系列运河小说成为20世纪50—80年代当之无愧的运河文学书写典范。1982年，伦海在《刘绍棠的“运河文学”》一文中首次提出“运河文学”的概念，并通过对刘绍棠小说内容书写和选材视野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刘绍棠的“乡土文学”是地地道道的“运河文学”a。由此，运河文学作为独特的谱系而存在，一批作家陆续为运河文学的发展积淀力量。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家的创作大多与刘绍棠的运河文学书写有着一致的倾向，多注重描写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b。而随着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运河文学再次成为书写热潮，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北上》更是将运河文学书写上升到新的高度。徐则臣笔下的运河文学突破了原有的书写模式，从多个层面寻求突围和发展c，成为一种新的书写范式。因此，本文对刘绍棠和徐则臣的运河文学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当代运河书写范式的变迁，为文化遗产的文学书写提供参考。

一、时间维度下的运河书写之变

运河在中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开凿荆江沟通汉水的荆江运河、开凿巢湖沟通肥水的巢肥运河，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而到了隋代，隋炀帝开凿、梳竣运河，有了大运河之说d。隋唐时期运河的建设更是达到顶峰时期，贯通南北，统一全国。元代依托隋代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将运河裁弯取直，大大提高了运河的使用效率。后续朝代也对运河给予高度重视，进行疏浚、治理工作。总的来说，大运河的开掘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盛于唐代，取直于元代，治理于明清，贯穿中国古代的各朝代，积淀悠久沉重的历史文化。

与长江、黄河等河流横向分布相比，大运河贯通南北，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漕运体系，成为维护封建王朝经济和沿岸人民生活的保证。如果说运河是古代历史的见证，那么漕运则成为运河“活”的见证，并延绵至今。刘绍棠和徐则臣都关注到了运河的时间维度特征，但在文学书写中各有侧重。

刘绍棠的一系列小说选取了不同的时间节点来写运河，比如《蒲柳人家》《渔火》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运河，《运河的桨声》《夏天》描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运河等。在《蒲柳人家》中北运河上的帆船仍络绎不绝地往来，纤夫仍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文中也具体描写了运河上船夫的生活“刘罐斗每天黎明拂晓解缆，日落西山收船，往返两岸，迎送行人”“一支三丈大篙，握在手里，舞弄得十分轻巧。解开缆绳起了锚，大篙一抵河岸，大船便驯顺地直奔河心；然后他在河心一篙直刺到底，大船定住方位，在水流中不晃不转，平平稳稳向对岸靠拢。”e寥寥几笔船夫的行船技巧之熟练跃然纸上，同时凸显出两岸人民对运河的依赖，运河在奔流着，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而在《渔火》中“活”的运河描写更为明显，主人公之一的春柳嫂子生活在船上，一年到头都在河上打浆摇橹、行船撒网，“春柳嫂子这个小船帮，每天早起到通州东关的运河码头，载一船鲜鱼水菜，运送到北京东便门的菜市”f。

在这些典型时间维度下，运河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生机，继承了隋唐以来的漕运功能。在刘绍棠笔下，人与运河融为一体，运河作为生活的底色默默地“活”着，奔涌着，“运河里响起一片行船的桨声”g。刘绍棠作为土生土长的“运河之子”，他对北运河有着深切的眷恋，北运河是童年的美好回忆，更是避难的港湾。运河在刘绍棠心灵中留下了美好的烙印，在对其描写时深受主观情感的影响，这也导致他的运河书写的片面化，缺少宏观历史深思，对运河发展、变化的历史描写不够深刻，没有关注到运河本身的价值与深度。反观徐则臣的运河书写，《北上》中的运河经历了“运河之殇”到“运河之活”的历史变化h，视野较为宏阔。

在时间选择上与刘绍棠不同的是，徐则臣并非一本书选择一个大的、相对固定的时间区间作为故事背景，而是选择了1901年、2012年、2014年三个小的、跨度大的时间节点，以点带面式地呈现不同年代的运河特征，追求“史诗化”的小说书写。而这种书写方式与当代文化大环境和大时代的熏染息息相关。以河流小说为例，作家们常常采用多卷本“大河”史诗叙事模式，书写江河流域一个或多个家族的生活、奋斗和家国情怀，为其立传、写史。i运河文学作为河流小说的分支，徐则臣在书写时也顺应了“大河”史诗叙事的传统，致力于为运河写史，所以在小说时间选择上更为精准，时间覆盖面更广，展现百年间的运河命运起伏。

《北上》选取1901年、2012年、2014年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展开叙述，同时在结构上选择交叉叙述的方式，不以时间顺序为依据，而是按照运河的命运来谋篇布局。在1901年的故事叙述中，小波罗一行人几乎是一路与运河为伴，真正与运河同呼吸，这时的运河看似“活”着，实则是日落西山，与晚清政府的命数一样垂死挣扎着，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其漕运功能的没落。1901年的故事结尾这样写道“并肩行使的一艘官船上有人在谈漕运。一个说：‘这怕是最后一趟了。’另一个说：‘果真要废？’‘宫里传出的消息’”。j小说中的北上之行与现实中光绪帝颁废漕令交叉重叠，虚构时间与现实事件在结尾重合，将对运河命运的思考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