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长征》一诗中，骆一禾对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表达了高度的肯定和赞颂，凸显了其与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某种错位。但是，骆一禾将革命高度美学化的思路又显现出其间的强烈共振，而在这种复杂关系当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骆一禾的“中国视野”。通过对其诗学理念的梳理和阐释，分析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出：骆一禾既承接和转化了20世纪的革命资源，又将其表述为“绝对的现代”神话，二者之间的连接点则是强烈的“民族新生”意识。这暗示了80年代含混、暧昧、充满歧义的过渡性特征，也体现了骆一禾作为80年代诗人的典型性。

关键词：骆一禾 新启蒙 革命 中国视野

引言

重读骆一禾的诗歌与诗论，不难发现其宏大的文明视野、世界想象和对现代文化、线性进化论思维的批判性立场，对浪漫主义诗学的提倡与80年代诗歌主潮的某种“不合时宜”a，但其所携带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激情又深深契合80年代的文化氛围b。同时，其在诗中对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的强烈肯定却又似乎与“告别革命”的时代诉求并不相称c。由此，并非仅作为一个诗人（狭义的诗歌创作者），更是作为“新启蒙”知识分子的一员、作为“正反社会主义经验和现代文明的产物”d，骆一禾在何种意义上想象中国；或者说，经由与80年代种种思潮的相悖或契合，骆一禾提请着何种文化资源、达成了怎样的自我认同，又与历史和现实建构了怎样的想象性关系，其间蕴含着怎样的时代信息？本文试图从其《长征》一诗e及其他文本切入，对上述问题做出简要回应f，并希望由此勾勒、反思其“历史与文化意识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视角所造就的阐释世界方式的独特性”g和局限性。

一、对革命的启蒙式书写

对于“长征”这一在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骆一禾在诗中称其为伟大的“历史的道路”，作为“中国的心脏”，既区别于“军阀和绅士们”和“1840年——1940年”“所有的对外战争”，也区别于“农民”历来的生存状态，标志着“一种新生”，“写在亚洲中部”和“世纪的内心”。而在该诗的表述中，“长征”之伟大首先即在于“把历史教给了农民”。如果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出现才使人们意识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h，那么也正是由于把握了“历史”的“农民”主体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的独特性与有效性。如果参照李泽厚在其影响深远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将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与“政治救亡”相对立的二分法，骆一禾的这种表述无疑显现出了与8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思潮的明显错位。而从这样的历史体认出发，骆一禾对世界的想象也就不同于现代化视野中的“先进—落后”想象，而是被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启发/表征的“第三世界”，并写道：“望着那些久已去世的领袖/第三世界的英雄/在这个年头我还能说什么呢”。由此，骆一禾颇有意味地区分了两类人：一是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中作为中心和理想镜像、在冷战结构中作为世界另一极乃至参与左翼革命的人，二是与中国当下“在和平里待腻了”而“不懂历史”的“才子们”，骆一禾甚至将其类比为“军阀和绅士”“土财主的军绅政权”。或许可以说，骆一禾在此展现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想象，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这首诗的表述，骆一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强烈的关于“中国新生”的意识，并在与中国当下现实的对比和批判中明确地提请着革命的精神资源。但复杂之处在于，这一“中国”既非所谓“封建历史”的中国，也并不是以美国为范本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中落后的中国和“文革”这一社会主义道路极端化的中国，而是以“长征”作为标识的、处于无产阶级革命初期的“中国”。

由此，骆一禾相对于“新启蒙”思潮的独特性似乎渐次显露，但联系上文所提及的“长征”“把历史教给了农民”的表述，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一说法凸显的首先是革命的启蒙与乌托邦的面向，而非以暴力破坏与重建秩序的现实面向i。同时，谈到“启蒙”势必涉及谁启蒙谁的问题，而在骆一禾的诗中，充当这一启蒙者角色的是“长征”而非具体的革命者或革命知识分子。如果参照毛泽东在农民落后的、封建性的一面和进步的、革命性的一面之间做出的著名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二者在主语和主体想象的微妙错位之间所蕴含的丰富意味就更为明显。也就是说，这一对“长征”的人格化、主体化和本质化想象所内含的问题意识，已然不再是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必须完成的革命动员和政治询唤、进而建构“人民—国家”的历史任务，而是经由对革命历史的重新叙述与评判，在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再次启动某种整体性的中国想象、并确认这一想象的坐标系的方式。

进而，我们可以引出骆一禾赋予“长征”的另一层内涵，即“中国的心脏”这一身体性修辞所携带的“生命——中国——长征”同构的意味。“处在长征的影响中/不等于了解长征/正像知道苦难/不等于了解苦难/——这种不同是绝对的/哲学的和血肉的”。显然，经由这种“绝对的/哲学的和血肉的”区分，“长征”在此进一步占据了某种世界观的地位，而它所天然地呼唤的一个重要概念“人民”，则被骆一禾描述为一个“经历了频繁的战争与革命”却“未完全兑现”的“历史地发展的灵魂”j。由此，一个“继续革命”的主体诉求似乎呼之欲出，也可以说：在“中国新生”的强烈意识中，骆一禾将由“长征”所标识的革命视为一次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世行动，这与其将写诗视为“创世”k之举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诉求则在于重建对于世界的整体性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人”。其间值得关注之处在于，80年代的“革命”已然成为一种体制性话语，而如何经由对这一话语的重返与重估，将内含其中的乌托邦目标从体制化的权力机器中剥离，进而重新确立革命的可能性与有效性，或许也正是骆一禾的诗与诗论所蕴含的某种想象。这与丁玲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有相通之处，即“尝试通过自我改造和主体修养从内部克服这种裂痕，并将自我提升到另一个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她始终将‘革命者的自我’视为一个未完成的、展开中的过程。”l

具体到骆一禾这里，这一未完成、或曰持续生成的状态同时被赋予“人民”和“我”，也正展现出其“中国视野”，而这一论述源于其诗论中一个先在的规定，即个人、进而是抽象的人的生命必然处于不间断的生成状态，逐渐走向“滋长、壮大和完美”m。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生成当然具有丰富的可能性，进而包含深广的历史容量。而在骆一禾的论述中，这一抽象的“新人”诉求，其实最终落实在了“新诗”、进一步说是“中国新诗”的身上，由此，骆一禾强调诗歌的文明价值，并认为其应该也能够如古希腊史诗、神话或希伯来神话般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奠基性的价值准则与力量n，而这种诗歌将刷新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并“伴生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进而塑造“中国大地”所需要的新人o。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骆一禾提出“新诗意识”的说法：在80年代后期“后浪推前浪”的诗歌现场，“古典之美和现代之美同样经受着新诗意识的转化和锤炼”p。“新诗意识”显然是这一表述中的主体，那么，何谓“新诗意识”？参照骆一禾的相关论述，或许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于新生和杰出的中国诗歌的呼唤”，并致力于“使民族的灵魂舒张发展”q。在这里，民族意识的自觉被同构于诗歌意识的自觉，同时，借助这一“生命——诗歌——中国”的坐标系，骆一禾也同样对五四进行了某种重述。

如果说80年代通过“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建构了自身最大的神话，即把自己讲述为又一个五四，并以此在所谓“现代性”的脉络中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r，骆一禾也部分地借用了这一话语策略。具体来说，骆一禾借用鲁迅的表述，将80年代指认为与五四同样充满紧迫感的、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s。由此，骆一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事实上“阐扬的是对于文字、语言的精神看待的态度”t，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标志的新诗之所以确立，则“是由于它隶属于白话文运动而成为伟大的开端。也就是说，新诗由一个伟大的文化运动（也是救亡运动）作为标志而立极”u。显然，五四这一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在此种表述中被高度诗歌化、美学化了，而“隶属于”这一行动的新诗所携带的能量，则不仅是“艺术”的，同时也是“政治”的，即“它替代自己的批判对象而成为新的政治理想的化身”v。与其说，这种生命本体论式的历史观与诗歌观，超越了将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理解方式，将纯粹的审美原则扩大到社会与历史中去，并以此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重塑和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进而重新想象、设计中国的未来，毋宁说，这种与激进的美学理念相伴生的“历史感”，通过“诗歌——中国——新人”的同构而试图作用于“普遍”的个人生命及其感性w，进而召唤着那些漂浮于特定时空中、携带着乌托邦冲动的个体。这种美学化、审美式的解放方案中或许携带着80年代“诗化哲学”的身影x，暴露出骆一禾作为“新启蒙”知识分子的重要侧面，同时，这一“内面的人”与文学（诗歌/审美）和“中国”的同构，也清晰地展现出了骆一禾的诗及诗论作为典型的现代文学的特征y。

因此，正如上所述，与其说骆一禾所召唤的是中国革命，不如说是对整体性的民族启蒙的想象（两者也正是在塑造新人、改造民族的层面保有历史逻辑上的契合），而诗人、诗歌则在其中被赋予了结构性的重要位置。但问题在于，骆一禾将革命重新命名为对民族的启蒙，一方面遮蔽了革命和民族的复杂性，简化了革命对革命者/革命知识分子与民众、社会在不断变动的历史语境中彼此纠缠的张力，也抹去了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对新的伦理关系、社会组织的探索与困境；另一方面，其将革命书写为对民族和人民的启蒙，认为民族、人民和“我”都始终处于持续生成的状态，但却并没有回应这种生成的条件、路径和方式究竟是什么，而是将之描绘为想象性的乌托邦，也因此，这一想象在理论层面充满了不稳定性。所以，骆一禾才需要塑造一个绝对、本质的关于“生命”的神话，来支撑这一论述，即其所谓“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z。

二、“生命诗学”与神话式的启蒙主体

骆一禾将自己的思想体系称为“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而一个关于此的简单描述是：借用弗洛伊德对人类意识结构的分析与荣格对“原型”的相关论述，骆一禾提出：在生命的整体构造当中，“自我”不是一个“孤立的定点”，而是“‘本我——自我——超我’及‘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双重序列整一结构里的一项动势”，因此，历史由无数生命实体构成，而每一实体都存在着展现“全体意识”的潜能，即同时含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处于一种潜在的“集成状态”，并催动自我的“不断成长和发现”。进而，骆一禾提出了“博大生命”的命题：“指那些说出了大文化风格中主导精神的导师的总和”。也就是说，作为“复合体”的“博大生命”仍需经由个体来完成，而个体的不断成长则是孕育“博大生命”的唯一途径。具体到骆一禾在其诗学思考中提出的“诗歌共时体”概念，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即不同于一般线性文学史观中的代际更替图景，骆一禾认为诗人是“置身于具有不同创造力型态的，世世代代合唱的诗歌共时体之中的”。而组成这一“共时体”的，则是每一个真正的诗人所创造的独特的“诗歌心象”，即诗人将相同的词汇转变为“不同的语流和语境”和“有构造的诗歌语言”时，展现出的各不相同的艺术思维和对生命的感知。也就是说，文字和语言本身并无意义，而“诗必然完成在语言创造中”，只有通过“生命自明”/加速燃烧的生命的力量将语言置于诗歌的上下文中，“把经历、感触、印象、幻想、梦境和语词经沉思渴想凝聚，获得诗境与世界观的汇通”，语言方能重建与存在的联系而显现出自己，诗人亦由此完成自己对诗和生命的独特贡献，并在其间“生长着他的精神大势和辽阔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