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是晋商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天津的晋商实力十分雄厚，人数也十分可观。他们在天津城内建起了两座山西会馆：一座位于河东粮店街，建成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名“晋都会馆”，嘉庆十一年（1806年）改建为“山西会馆”；另一座位于北门外估衣街，建成于道光九年（1829年）。粮店街山西会馆和估衣街山西会馆虽然都是晋商所创建，但前者偏重于祀神联谊，后者则被晋商十三帮作为公议商务之所。天津市档案馆藏有这两座山西会馆的原始档案，本文主要依据这些档案，辅以其他史料，对两座山西会馆功能重心的演变做一次梳理，由此揭示晋商在天津发展的历史脉络。

山西商号创建晋都会馆

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天津经商的山西翼城人冯承凝倡率“贸易天津”的同乡捐资修建晋都会馆。会馆选址于海河东岸粮店街，这里是天津较早的商业区之一，也是晋商在天津较早的聚集地。会馆历时三年建成，有大门一间、仪门一座、客厅三间，院中正厅三间、厢房六间，其余便是过道、偏房、茶房等附属建筑。根据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创建晋都会馆记》所列出的名单，捐资者共有121名，除了漫漶难以辨识者、开列个人姓名者以及标明当铺、锅店等行业者外，其余大部分是名为“某某号”的商铺。

在旅津晋商中，盐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早在雍正年间，长芦盐商六纲中山西籍者至少居半（当时长芦盐商的六纲是：浙晋纲商、晋昇纲商、晋源纲商、晋泽纲商、庆丰纲商、河东纲商，从纲名上即可看出盐商的籍贯）。当时长芦盐商共有二百四十余名，那么山西籍盐商至少也有一百余名。天津是长芦盐业的中心，大部分盐商都居住在这里，山西盐商也不例外。乾隆朝长芦盐业规模更大，天津的山西籍盐商更多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天津实力最强的盐商中有两家是山西籍，即皇商范宗文和凤台王克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盐商通常以引名示人，而引名极少称为“某某号”，所以上面碑记所记载的捐资者中，似乎并无盐商，至少范宗文和王克大并没有加入。乾嘉时期为长芦盐业的鼎盛时期，设有芦纲公所，同籍的盐商被以商纲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对他们来说，参与会馆组织的必要性并不大。因此，晋都会馆的倡建者和主要参与者，是盐商之外的其他旅津晋商。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津晋商李守祖、赵云鹏等发起重建晋都会馆，捐资者共148家，其中大部分是名为“某某号”的商户。到了嘉庆十年（1805年），山西人“来津贸易者纷纷络绎，较之前增广倍蓰”（嘉庆十一年即1806年《改建山西会馆序》），原有的会馆规模相对较小，以至于不敷使用。于是在津晋商将晋都会馆改扩建为山西会馆，倡议者是会馆的18名“财神会聚金经理人”，总理人为续日隆商号，捐银者为“本津之晋贾及外镇之西商”，大部分为商号，还有少量货栈、当铺。经过两次改扩建，这座会馆拥有了祭祀关帝的大殿、精美的游廊戏楼，于是“恢恢乎阔大，巍巍乎而可观”了。

《创建晋都会馆记》记载，冯承凝倡建晋都会馆的原因是：“吾同乡旅寄天津者甚夥，但各事其事，各业其业，里许咫尺间岁不一晤，至乡情日离而不相联矣。”而且关帝“为吾乡正神”，却无处供奉。概言之，晋都会馆创建的目的就是为旅津晋商提供一个“栖神之处、会聚之所”。“晋都”即山西曲沃一带，是晋国古都、三晋文化的发源地，以此命名会馆，可见创建者造福旅津三晋同乡的初衷。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重建晋都会馆记》具体描述了晋都会馆的功能：“每岁仍于四月八日设供献戏，即每月朔望亦必展拜尽礼；或自愿酬报，不拘月日。”嘉庆十一年（1806年）改建后，其职能仍然是“□属会于同堂，崇隆祀典；通省联为一契，敦重乡谊”，以达到“□□于斯，宴于斯，集桑梓尚义气于斯，三晋一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