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尘嚣与林泉为伴的隐士，有时也会不经意地成为政治的工具和筹码。

在中国文化中，隐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些藏在深山中的大儒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宁愿将自己放逐山林，也不愿入仕为官，为当朝统治者贡献自己的才学。在山涧与岩石的撞击声里，他们悠闲地饮着酒，下着棋，松涛拂过棋案，酒香漫过指端，隐士们不受干扰地生活在自己的诗意里。

然而，他们真的能够超然于物外吗？“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三种不同的境界在给隐士们划分出三个不同等级的同时，也成为许多隐士由“隐”到“显”的华丽托词。我们不否认中国历史上许多隐士是真正的隐者，他们清心寡欲、淡泊名利，也许青灯竹影的生活有些单调，但他们却乐在其中，怡然自得；同样，我们也不会指责那些从山林里走出来积极用世的隐士，因为他们确实用自己的才学为中国历史平添了一份重量。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姜尚一直在江边垂钓，周天子不可能那么迅速地由岐山杀入朝歌，而诸葛亮若没有那迈出茅庐的第一步，三国的故事又会显得多么单薄。然而，我要说的是隐士们选择走出林泉的时机，如果隐士们“隐”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走“终南捷径”，那么，由“隐”到“显”的时机便更应慎重，因为，隐士们“显身”的象征意义有时候已经远远超出了出仕本身。

共入商洛

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商镇南一公里，有一座苍翠巍峨的大山，因其轮廓形似“商”字，故得商山之名。这里是战国时期法家的著名代表—商鞅的封地，但它能闻名遐迩，历经两千多年名声依然响亮，却是因为这里曾经隐居过四位白眉皓首的老人，他们便是“商山四皓”。走进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商镇的这片商山四皓墓园，当沉淀着历史信息的封土堆映入我们的眼帘，商山四皓的出山悖论也就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是的，生活在汉朝定鼎之年的“商山四皓”正是在走出山林的那一刻，不自觉地充当了一场权力斗争的工具。作为中国隐逸文化的代表，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四位耄耋老人都是著名的学者，楚汉相争之时四人就在商山隐居，人称“商山四皓”。关于四皓的事迹，最早见于《史记·留侯世家》，文中借张良之口说：“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此后，生活在三国西晋时期的学者、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则整合了野史佚闻，将商山四皓隐居的故事进一步细节化，写进了他的《高士传》一书中：

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闻而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己。

从这段文字看，四皓在商山隐而不出的原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们都是生活在秦朝的高士，由于秦政暴虐，四人齐隐商洛之山，以紫芝充饥，静待天下平定。刘邦平定天下后，仰慕四皓的才学，曾遣人到商山请四皓入仕为官。在刘邦看来，一个新王朝建立起来之后，是需要有几个世间公认的学者大儒出来撑门面的，而商山四皓的名声恰好可以给崭新的朝堂镀上一层亮丽的金色，他们是秦地士人里的代表人物，通晓政事，学识渊博，他们如能出山襄助，正好可以实现其去武趋文的治国方略。然而，商山四皓早就听说刘邦对儒生并不是从骨子里尊敬，早在最初定鼎时，自诩马上皇帝的刘邦就将军功作为分封王侯的重要标准，而当时尚武轻文的一个典型例子，便是曾为秦朝博士的叔孙通本着儒服，因刘邦厌恶，被迫依照楚人风俗，“变其服，服短衣”。这件事，商山四皓显然是有所耳闻的，正因如此，面对这位大汉开国之君的征召，他们并没有应召而起，走出商山。松涛阵阵，流水潺潺，商山四皓依旧在甘之如饴地以山中紫芝为食，阳光暖暖地从树缝中照射在一盘以石子为棋的弈局上，彼时，兵戈之声渐远，下棋正好可以陶冶心性。

立储风波

如果商山四皓就这样在深山中终老天年，他们也许会被后世更多的读书人奉为典范，而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那道神秘的光环也会给汉王朝留下莫大的遗憾。然而，商山四皓最终还是放下了手中的棋子，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商山。他们是抱着安定刘姓江山的初衷走出商山的。彼时，刚刚立足未稳的汉廷正经历着一场立储风波，在吕后之子刘盈和戚夫人之子如意之间，刘邦正面临选择。在楚汉相争的烽火里，戚夫人曾以自己的粉靥和柔姿，令当时在定陶逃避劫难的刘邦惊为天人，赢得了一代君王的心，刘邦更是许诺了她更立太子的请求。在刘邦看来，他与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聪慧过人，更像自己，而与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则天生懦弱、才智平庸，废刘盈改立如意为太子，由此成为这位开国之君在即位之初就要面临的头等大事。

这个想法一经在朝堂说出，就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尤其是结结巴巴的老臣周昌，更是用一番苦谏劝刘邦放弃此念，而身处后宫“生态圈”最顶端的吕后，显然比群臣的反应还要强烈。这个从刘邦还是泗水亭长时就紧随夫君的女人，在战争的底色中一步步坚硬起自己的神经，她不能容忍一个后来者抢占了自己的后位，更不能容忍一个庶出的皇子入主东宫。她急匆匆地找来了开国老臣张良，求他献计，在吕后看来，这个曾经在博浪沙用铁锤袭击嬴政的韩国贵族，在扶助刘邦与项羽角力的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头号智囊。

事实证明，吕后在危急时刻找到张良，确实找到了一把解围的钥匙，面对吕后的泣涕之请，张良给吕后打出的这张牌正是商山四皓。关于张良最终如何请动四皓出山，《史记·留侯世家》是这样说的：“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汉书·张良传》对这条“张良计”则是惜墨如金：“诚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固请。”两千多年过去，我们无法想象张良替太子刘盈写就了怎样的“卑辞”，也不得而知迎接四皓的是怎样的“安车”，但我想，商山四皓作为读书人的那份清高与自尊正是在太子的“卑辞安车”中得到了莫大的满足。四位庞眉皓首的老人理理花白的胡须，放下手中的杯盏，离开了他们隐居的商山，在富丽堂皇的东宫，成为太子最具重量级的宾客。

几天后，刘邦便受邀参加了吕后和太子安排的一次宴席。这是一次和当年的鸿门宴异曲同工的酒宴，如果说，当年是项羽的妇人之仁让刘邦成为宴席乃至最后的赢家，那么这一次在吕后和张良设定的圈套中，刘邦则输得体无完肤，因为正是在这盛大的酒宴上，他看到了赫然坐在太子刘盈身后的商山四皓。“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汉书·张良传》）刘邦想不通，一个横扫六合的开国之君的感召力为什么不如才智并不及自己的太子，“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汉书·张良传》）。商山四皓的回答实际上剥掉的是当朝皇帝最后的尊严，士为知己者死，贵为天子的刘邦，赢了天下却输给了读书人，而刘邦眼中那位孱弱的太子虽然没坐拥天下，却有了愿为其肝脑涂地的死士，“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 （《汉书·张良传》）。刘邦夹在史书中的这声浩叹，透着失败的沮丧。

消失的四皓

自从那次宴会后，商山四皓便在史书的记载中消失了，他们力保的太子刘盈最终成为后来的汉惠帝。然而，后来的事情可能是商山四皓没有料到的，就在刘盈继承大统之后，吕后的残酷阴险开始充分暴露，她先是设计将如意鸠杀，此后又惨绝人寰地将戚夫人剁去手足，剜去双眼，制成“人彘”，仁弱的惠帝看到后大惊失色：“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史记·吕太后本纪》）拱手将天下交给了吕后，从此，刚刚定鼎的汉代进入了长达十五年的外戚专权时期。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杜牧《题商山四皓庙一绝》

关于商山四皓的出山，在历代文人中可谓褒贬不一，宋人王禹偁《四皓庙碑》云：“《易》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备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这位于北宋淳化二年（991）被贬任商州团练副使的文人，甫一到任，就拜谒四皓庙，进而用这样一段碑文肯定了商山四皓的出山之举。然而，早他一百多年来到四皓庙的晚唐诗人杜牧却对四皓的出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甚至认为“不应真有紫芝翁”，而发出这种质疑之声的，显然不止杜牧一人，张志和、元稹、温庭筠甚至就连北宋祸国巨蠹蔡京，都曾写诗对四皓出山引发的西汉政局之变提出过反思。是的，商山四皓的出山更像是一个悖论，它改变的是一个王朝的命运，当满腹才学并没有成为治国的钥匙，反而成为一桩政治阴谋的道具，隐士的身份便被涂抹上一层可悲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