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闲居录》的塑造

“秦桧为金人纵归之奸细”这一说法最早大约记载于建炎三年（1129）至绍兴二年（1132）三度拜右相的朱胜非之《秀水闲居录》。其云：

秦桧自京城随金北去，已被金人达兰郎君任用。金骑渡江，与之俱来，回至楚州，金遣舟送归。桧，王仲山婿也，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赆其行。桧之初归，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奔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无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

按秦桧者，靖康时因反对金人立异姓为傀儡皇帝，在凶恶的女真贵族已经明言谁反对便重加惩处的情况下，毅然上书阐述立张邦昌为“皇帝”的种种不可，请求恢复赵桓的帝位，于是被金人掳到了北方。当时许多东京的大臣都明哲保身，对金人立张邦昌一事不敢非议，因此秦桧的举动为他赢得了士林间广泛的美誉称许。以御史中丞身份被掳至金人领地的秦桧，竟因祸得福，据说连当时的女真皇帝完颜吴乞买（金太宗完颜晟）都颇为赏识，有所谓“高其不附立异姓之节”的传闻。秦桧被金人皇帝吴乞买分配到了堂兄弟挞懒处，这挞懒即《秀水闲居录》中所云的“达兰郎君”。挞懒名完颜昌，乃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叔父辈的完颜盈歌之子，因而和两任皇帝都是堂兄弟关系，身份极为贵崇。但如今已不能确知，秦桧使了何等手段，竟也博得了挞懒对他的高看。

金朝在吴乞买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即位后，不久便形成了粘罕（完颜宗翰）的所谓云中“西朝廷”与挞懒的燕京“东朝廷”之争，至于后来鼎鼎大名的兀朮还不过是小辈，尚未参与到最高层的权力争斗中。建炎四年金军南侵时，挞懒便以秦桧为随军转运使。按照《秀水闲居录》的说法，秦桧跟着挞懒所统率的金军抵达楚州后就被金人放走了，让他坐船南归，甚至为他从济南的丈人王仲山处取来上千贯钱财来为其送行。而秦桧回到南方之后，却诡称是杀了监督自己的金人之后才夺命狂奔，坐船逃生的。朱胜非说，可是秦桧居然能做到全家人都同舟而回，甚至连女婢仆人都一个不少带了回来，这难道是逃归吗？当时的人都知道秦桧不是自己逃归的！

换言之，朱胜非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确，即秦桧是被金人纵归的，那当时有如此多的大臣贵戚被掳至北方，何以秦桧偏能安然无恙地举家纵归呢？想必是带着使命的奸细无疑了。

于是这种说法伴随着民族情感和对忠奸正邪的好恶态度，逐渐在历史中流行起来，直到今天。要拨开历史波谲云诡的迷雾，就必须对历史人物“去符号化”，切不可认为忠臣能臣便必定完美无缺，奸臣佞臣则众恶交归。如果我们以朱胜非作为与秦桧同时代的朝廷宰执重臣，便不加辨析地将他私人著述之文人笔记视为信史，显然是不够审慎的。

首先，朱胜非与秦桧之间便存在着诸多权力争斗及由此带来的仇隙。早年秦桧在绍兴元年（1131）范宗尹罢相后初次宣麻拜相，很快便与左相吕颐浩展开激烈的权力争夺，最终秦桧落败出外，当时朱胜非正是吕颐浩一派的前宰执重臣，秦桧再次登上东府宰相宝座后，果然也对朱胜非采取了诸多报复行为，这无疑说明二人的关系背景不纯，存在复杂纠葛。

当时毁誉竟如何

且不论其他人，单说李纲、张浚等主战宰相，都曾对秦桧的忠义气节称许不已。譬如李纲对于秦桧南归后于绍兴元年入东府为参知政事，便在贺启与书信中大作赞美称颂，如云“奉銮舆以北狩，岂人能为；持汉节而南归，殆天所相”，对于秦桧脱身南归，非但没有任何质疑，反而比之为出使匈奴的苏武之忠；又说秦桧入参大政，犹如周宣王时贤臣吉甫之进用而士林赞叹，仿佛汉武帝时汲黯在朝而淮南王刘安不敢谋逆，对秦桧平定流寇、致力中兴作了一番期许。又譬如说“闻公脱身敌帐，归次行在。惊抃交集，求之载籍，盖亦罕有。非忠贯金石，神明扶持，何以得此”，显然对秦桧的南归也是持喜闻乐见的态度，且大大肯定了秦桧的忠君爱国，甚至说秦桧正人在朝，则君子们便有所依靠了。

其余称许美誉秦桧南归的言论，便不再赘述，可见当时并不存在所谓天下人皆怀疑秦桧为奸细这种荒诞之事。或有人谓，李纲久不在朝堂，已不晓事。然则建炎四年秦桧归来时的宰相范宗尹和执政李回等也是奏称秦桧忠心君父国家且有才干。若秦桧是奸细一事在建炎、绍兴之初已闹得天下皆知，世人狐疑，为何朝中宰执重臣却对他交口称赞呢？

我们在这里当然并不是要为秦桧翻案，更不是要说秦桧竟是一个能臣贤士，只是想说明一个真相，即秦桧的奸诈在当时欺骗到很多人，他靖康时的表现所赚得的政治资本仍然在帮助他获得巨大声誉，从而他在南归时并没有一种被普遍视为奸细的情形，这一点是我们应当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