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大家李渔（1611—1680），幼习科举，其《闲情偶寄·词曲部》中说：“予襁褓识字，总角成篇，于诗书六艺之文，虽未精穷其义，然皆浅涉一过。”崇祯八年（1635），李渔二十五岁，以“五经”成绩优异，考取浙江金华府学秀才；崇祯十二年（1639）参加乡试，铩羽而归；崇祯十五年（1642）再赴乡试，途中遇警，作五律《应试中途闻警归》记之。入清之后，李渔“弃儒冠”（《六秩自寿四首》其二），“绝意浮名”（《闲情偶寄》），“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丙戌除夜》），“但做人间识字农”（《伊山别业成寄同社五首》其五），从此不预科举试。

如《儒林外史》中描写，周进六十多岁还是童生，范进五十多岁也还在参加秀才资格考试。在当时的社会，这并非仅见个例，而有其代表性。李渔何以要在三十多岁便“弃儒冠”（即“弃巾”，放弃生员资格），如有学人所论：“李渔本人并未明言，其他研究者也很少言及，即使有言及也很少做深入探讨。”又认为：“名士意识与对名士、山人生活的追求，以及对自己聪慧资禀的自负的混合是导致李渔彻底弃举、走上卖赋糊口道路的直接原因。”（张成全《李渔研究》）其所谓李渔受名士、山人的影响，诚然；但言其“不依赖他人成名”，则与山人之“游大人以成名”（李维桢《鸾啸轩诗序》）以及李渔本人的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晚明士人的“弃巾”之风，山人巨擘陈继儒的榜样示范，以及身历战乱后的人生彻悟，诸多原因，均深刻影响到李渔入清后的人生抉择，乃至其文化创造的风格特色。

晚明士人“弃巾”之风的启示

明代中期以后兴起的士人“弃巾”不仕之风，在明史研究界早为人揭橥。其例甚夥，如应天府学生员汤让，不堪府尹杖责，“从今袖却经纶手，且向江头理钓丝”（周晖《金陵琐事》卷二）；盛季常，“精博士业，补邑弟子员者垂二十年，而数奇不售……乃去而侧注，置而所服之青衿，而布衣芒屩，狎樵人渔父以嬉游，叩牛角，带索鼓缶，行歌自快，而履绳蹈矩，斤斤軥禄如书生，然自若也”（邹迪光《盛季常诗集序》）；陈遁，“少为诸生，忽忽不得志。一日，尽发箧衍中应举文字及所著衣巾，燔之而舞其灰。逃入越王山中，以钓弋自娱者二年，出为村夫子教授，三年复弃去”（钱谦益《陈鸿节诗集序》）；闲适散人李某，数次乡试不中，“乃弃置衣冠，为布袍，日笑歌饮酒，不事事”（王宗沐《闲适散人传》）；嵇汝沾，“竟谢儒生服，日与宗党中酒人酣笑不辍，盖自负其达生云”（谢兆申《嵇文学望江先生传》）；王寅，“弃诸生籍，周游吴、楚、闽、粤名山，远览冥搜，不遗余力”（汪道昆《王仲房传》）；张广启，“遂弃诸生，辟一圃曰‘省园’，以种树艺花自乐”（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三十）。

“弃巾”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变迁有关。所谓“邑在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倪师孟等纂《吴江县志》卷三十八）；“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一），后则“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