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27日，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唐诗研究史的日子。这一天，程千帆先生在日记“3月27日— 4月8日”仅仅轻描淡写地总结了一下，用“旅游西安”一笔带过（《程千帆全集·第四辑·闲堂日记》）。这段时间，程千帆先生赴西安参加了由霍松林先生负责、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唐诗研讨会”。这是一次盛会，共有“东至黄海、东海之滨，西至新疆、青海，南至海南岛，北至齐齐哈尔”，来自五湖四海的170多位学者参会，可谓盛况空前，标志着唐诗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全国唐诗研讨会”自长安发起并“花”开长安再合适不过了。这座都城随处承载着关于唐诗的文化记忆。三十年后，霍松林先生回忆这次会议依然难以掩饰激动之情。翻开《松林回忆录》，霍松林先生追忆会议之盛况。本来想要举办一次小型会议，发出邀请函后，想要参会者纷纷来信，于是，规模随之扩大。开幕会致辞中，霍松林先生对各地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而后论及唐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明开会之两种考虑，一是对于学术界而言，唐诗会议开在长安的意义所在。长安正是唐代诗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一座城不仅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是诗人恣意展示才华的舞台。二是对于学术史研究而言，举办唐诗研讨会议的意义所在。

会议集中探讨两个问题：如何革新研究方法？如何扩大研究领域？会议结束后，霍松林先生亲自执笔完成《要加强对唐诗的研究—唐诗研讨会综述》，刊于《光明日报》1982年4月12日。《综述》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唐诗研究的关系，认为“我们只有更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唐诗，才能继续解放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突破。” （《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二是对于唐诗研究方法及扩大研究领域进行深入探讨。唐诗研究内容要在两个方面突破：研究内容要扩展，不仅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还要研究作家、流派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但要研究社会史、风俗史、文学艺术史，还要研究心灵史”。因而需要“三个结合”，即“诗论结合，诗史结合”，“中外结合，古今结合”，“纵横结合，点面结合”；“四个并重”，即“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并重”，“字句的疏通与全篇的理解并重”，“作品本身的研究与社会背景、作家生活道路的研究并重”，“旧学的发扬与新知的汲取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