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论是就儒家经典的整理和阐释而言，还是就儒家思想的传承和践行而言，朱熹都是无可否认的标志性人物，他视儒家学说为直达个人身心的“为我之学”，而非“为人之学”。然而，朱熹恰恰又是儒家“居丧不赋诗”这一诗史之千年习俗的犯禁破戒者、标志性人物。朱熹本人并未认同这一角色，出于为尊者讳的动机，也从未有人直接指出这一点，更无人关注其对这一习俗理论依据的独立思考和质疑，对传统的《居丧杂仪》的解释与取舍，理解其居丧赋诗与居丧尽礼的人文情怀。

朱熹从众主张居丧不赋诗

居丧不赋诗，严格说来，应该是居丧不为韵语，诗歌、骈文、墓志铭中的铭文部分，甚至是刻意藻饰、矫情衬托的文辞，皆属于不为的对象。而居丧不写骈文和铭文，基本上也就意味着作者不会去赋诗。

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九中云：“问：三年丧中得做祭文祭故旧否？曰：古人全不吊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韵。”只以散句做，不押韵，如此便符合了“居丧言不文”的标准。这一段师生问答，足以证明朱熹是主张居丧不赋诗的。

乾道五年朱熹丁内艰，“胡铨用诗人荐，以未终丧辞”（陈焯《宋元诗会》卷四十）。诗人的擅长是赋诗，而居丧不能赋诗，便成了朱熹辞赴朝廷之召最好的理由。

北宋以降，苏轼被标举为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迄今为止，所见最早提及苏氏兄弟居丧不赋诗的恰恰是朱熹。《四库全书总目》为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所作《提要》云：“《朱子语类》谓二苏居丧无诗文。”传世《朱子语类》版本众多，内容多寡不一，朱熹此语或类似的话不见于今存诸本，但其有过这样的表述则确定无疑。董其昌《何士抑〈居庐集〉序》云：“自古丧言无文，故东坡居丧，谢宾客，绝诗文。晦翁亦以为知礼。”此亦可证。朱熹此说并非客观的陈述，而是由衷的褒扬，明确昭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这一习俗，并列举苏轼这个标志性人物。因为朱熹的地位与声望，此举便有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朱熹又持居丧言不文的标准批评犯禁破戒者。《答王近思》云：

祭文尤所未解……古人居丧则言不文，盖哀戚胜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将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吾友其未之思欤？大抵吾友诚悫之心似有未至，而华藻之饰，常过其哀。

批评的口吻不可谓不严肃正大，令人觉得如此朱熹不可能持双重标准，批评别人，自己却是丧言不文、居丧不赋诗习俗的破戒者，其实不然，朱熹主张居丧不赋诗具有浓厚的从众色彩。

居丧不赋诗习俗的“居丧”，首先针对的是居父母双亲之丧。诗人认为，只有以缩短自己创作生命的精神仪式尽哀，致敬人间最可贵的亲情，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身为人子，唐宋文人大多遵从这一文化渊源古老、理论依据圆通的习俗，面对众人对这一习俗的践行与坚守，同样身为人子的朱熹尽管破戒，也只会从众维护这一习俗，而不会从根本上否认之。

居丧不赋诗说到底是一种依靠诗人自律的精神仪式，除了极个别特例，破俗者受到惩罚而影响仕途以外，绝大多数最多受到来自维护者的批评和指摘而已，况且破俗者也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在这样一种依靠诗人自律践行精神仪式的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朱熹在公开场合从众主张居丧不赋诗，私下里却禁不住赋诗之瘾的诱惑而破戒，自相矛盾，也就可以理解了。

朱熹居丧赋诗考述与“居丧尽礼”考辨

朱熹《家礼》从郑玄之说，三年之丧的期限为不计闰二十七月。其父朱松卒于绍兴十三年癸亥三月，服丧期当至绍兴十五年乙丑六月，循俗该年六月服阕后方可赋诗。此前朱熹十二岁时诗文便大有长进，但少年时诗文无考，其居父丧亦未见有诗，故可置之不论。

朱熹之母祝孺人卒于乾道五年己丑九月，服丧期当至乾道七年辛卯十二月，循俗该年十二月服阕后方可赋诗。但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考证结果统计，谱主居母丧二十七月中，共有诗十二题二十一首。《朱熹年谱长编》考证精详，结论允当。例如《游芦峰分韵得尽字》有句云：“新斋小休憩，余力更勉黽。”《长编》指出：“诗所云‘新斋’即晦庵”，并引《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云谷记》：“云谷在建阳县西北七十里芦山之颠……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间，榜曰‘晦庵’”，诗中又提及时在“首夏”，证明朱熹此次偕友人游芦峰时在乾道六年庚寅四月，距祝孺人安葬的春正月仅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