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问我： “你怎样分配写作和作画的时间？”

我说，我从来不分配，只听命于生命的需要，或者说遵从生命。写作时，我被文字淹没。一切想象中的形象和画面，还有情感以至最细微的感受，都必须“翻译”成文字符号，都必须寻觅到最恰如其分的文字代号，我的脑壳便成了一本厚重的字典。

渐渐感应，语言不是一种相同的工具，而是交流的隔膜与障碍——一旦把脑壳里的想象与心中的感受化为文字，就很难通过这些文字找到最初那种形象的鲜活状态。同时，我还会被自己组织起来的情节、故事、人物的纠葛牢牢困住，就像陷入坚硬的石阵。每每这个时期，我就渴望从这些故事和文字的漏洞中钻出去，奔向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