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庆假期，雨已经连着下了好几天，到处湿漉漉的。刘涛接到电话时，正好是一个难得的晴朗的下午，全家人在附近的湿地公园玩耍，十岁的儿子小新也在。

电话是派出所民警打来的，刘涛被通知前往自家小区的停车场，好几个人在一辆奥迪车旁等着他们。这辆黑色奥迪车的车门和后备厢有好几处深浅不一的划痕，损伤严重。通知他的民警名叫邹兴华，是附近片区的派出所民警。他告诉刘涛，根据现场的监控，在这辆奥迪车停放于停车场的几天时间里，只有刘涛的儿子小新曾近距离经过，并且有伸手碰车的举动。车主也告诉邹兴华，在进入停车场之前，这辆车一切完好。

十岁的小新被几个成年人围着，显得很慌张。在刘涛看来，车不太可能是小新划的：一是因为孩子身高不够，要抬手在后备厢盖上划下这么重的痕迹，几乎不可能；二是那些像用尖锐石子刻下的严重划痕，不是一个孩子使力能划出来的。

但这些都是他的推测。视频监控摆在这儿，前后矛盾摆在这儿，甚至连围观的群众都指出了不太可能是入库前划伤的论据：重庆连日多雨，如果这些是旧划痕，那么早就该生锈了，不可能这么新。

刘涛当场问了儿子几个问题：一是有没有划车，小新说没有；二是经过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车上有划痕，小新也回答没有。再问下去似乎也问不出什么了，更重要的是，小新看起来越发沮丧，辩解的声音里带着烦躁。

后来回想起来，大概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刘涛意识到自己问话的方式不对，必须立马转变策略——孩子回答时不会顾及太多，可能分不清“不确定”和“没有”的区别。现在，小新的答案明显和现实情况矛盾，这反而对他不利。

没有太多的辩解与争执，刘涛迅速做出决定——让家人先把小新带走。“如果孩子做了错事，应该由家长承担责任，并在孩子有安全感的情况下进行教育；如果孩子没有做错事，在这种场合，我也不能用‘闹’的方式解决，这样会给孩子留下错误的印象，以为解决问题就是靠闹。”

38岁的刘涛是一名程序员，办事讲求逻辑与理性。在他看来，许多事情都可以用一些逻辑模型去评估策略的合理性。

理性分析告诉他，无论如何，他应该先承担责任。如果真是孩子做的，那么他也算是主动担责；如果不是孩子做的，那他也收获了有所担当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