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指出：要“学习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对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明确要求。
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大家逄先知在《怀人说史》中谈到，胡乔木对学习党史曾提出过“学党史要同时学习整个中国的历史”的要求。逄先知写道：“胡乔木非常重视党史的写作，也非常重视干部对党史的学习。1991年11月20日，他在中宣部党史学习班的讲话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那一天，我和邓力群、王忍之同志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聆听了乔木同志这次简短而重要的讲话。”在党史学习班上，胡乔木说：“我们要做好党的工作，需要了解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整个中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学党史要同时学习整个中国的历史，学习中国历史的背景。”胡乔木的这一论断，对新时代学习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在序言中，逄先知提示读者：《怀人说史》收录的《我所了解的胡乔木同志》一文，在1994年胡乔木诞辰82周年纪念会上发言的基础上，做了大量补充，篇幅增加了两倍，增加的内容是从作者笔记本中摘录的。该文第六节“满怀深情谈党史”，记录了作者聆听的胡乔木六次关于党史的谈话。这些记录，可看成对结集胡乔木从1956年11月到1991年8月关于党的历史研究的48篇文章谈话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的有益补充。
党史学习、研究和写作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结合《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和《我所了解的胡乔木同志》一文中记录的胡乔木的相关思考，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他晚年提出的“学党史要同时学习整个中国的历史”这一论断。
一、“怎样在发展中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加新的内容，使之发展，作出贡献，确实是个问题”
1985年11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送审本讨论会上，胡乔木说：写一本党史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不是系统地讲理论，而是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针对当时苏联刊物批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将其翻译成“中国式的标新立异的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胡乔木认为：这句话对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有点歪曲。有特点和标新立异的含义起码是不尽相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管运用在哪个国家，都会发生变化。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东方大国，有自己本民族的悠久的文化。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在发展中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加新的内容，使之发展，作出贡献，确实是个问题。”
这就涉及对中国文化的分析。胡乔木认为：“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概说成封建主义的。有些文化是有阶级背景，有些则不受或不直接受阶级利益支配。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很需要认真研究，答复这个问题。”一方面，中国离德国很远，马克思没有研究过中国的历史。马克思著作中有一些地方提到中国，但把提到中国的地方统统加起来，也只占很少的分量。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料浩如烟海，太丰富了，要充分研究它取得科学成果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胡乔木指出：“我们党一成立，就宣传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这是很对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有计划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但没有完成。我们不能责备前人，因为那时没有这样的条件。”有计划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胡乔木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结合了？还要研究。”具体到党史写作，他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形态与对应的欧洲社会形态的差异，认为要警惕同一名词的不同含义。他以农民问题为例进行了具体阐释：“中国的农民与欧洲的农民不一样。现在中国农民分贫农、中农、雇农（严格说不是农民）等。把欧洲的标本放到中国来是不行的。”“中国富农的历史比资本主义要早得多。这种富农是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中国富农的问题很复杂，有自己的特点。这要涉及党史、土地革命怎样对待富农等问题。”“有的时候，一个名词用来用去会发生很大的危险，好像既然叫富农，中国的与欧洲的就都一样，那就不对了。如果弄不清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就不容易说准确。”“当然也不能说中国农民运动与欧洲的就一点相同的地方都没有。但必须看到，中国农民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结合之后产生了新的形态，既不同于欧洲或别的国家的农民战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胡乔木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结合之后产生新形态的分析，很有启发意义，有助于党史研究、写作和学习的进一步深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胡乔木在这次谈话中实事求是地承认：“讲起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研究党的历史就会遇到这些复杂的问题。我能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我能答复的问题。我还没有确定的意见。”“如果没有一定的见解，就很难写好党史。”
虽然当时表示对这一问题没有确定的意见，但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将近五年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胡乔木抱病写成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有分量的长篇理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