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和治学严谨的教授，王淦昌受到学生们广泛称颂。他还是我国粒子物理、核物理等领域的主要奠基人，在茫茫戈壁深处隐姓埋名17年，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刻苦求学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于江苏常熟。王淦昌4岁时，父亲去世。13岁那年，母亲又撒手人寰。王淦昌只能去上海投奔外婆，就读浦东中学。1925年，18岁的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

在清华园，王淦昌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除了化学课堂，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科学馆、图书馆里度过。学习期间，王淦昌认识了叶企孙教授。在叶企孙的教导下，王淦昌学习的兴趣渐渐从化学转移到实验物理，并成为清华大学改制后第一届物理系学生。

1926年3月18日，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王淦昌亲历了“三一八惨案”。他和同学参加了北平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亲眼看到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叶企孙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他听到王淦昌描述当天的见闻后说：“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王淦昌从此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志向。

1928年，王淦昌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位伯乐—物理学家吴有训。吴有训发现，王淦昌不仅在理论上悟性高、韧劲足，在实验上也一丝不苟。吴有训与王淦昌教学相长，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29年6月，刚毕业的王淦昌选择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指导下完成了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王淦昌选择了继续求学、攀登科技高峰之路。1930年，他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生，前往德国柏林大学，师从世界核物理学大家迈特纳女士。勤奋努力已成为王淦昌的习惯，在这里，迈特纳对这位来自东方的学生赞赏有加，她曾多次称赞王淦昌身上有股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和对实验物理异乎寻常的敏锐。

1930年，王淦昌先后两次参加了很有影响力的物理研讨会。一次，在听完学术报告会后，王淦昌敏锐地对报告中涉及的物理现象和结论提出了质疑。他提出一个新的实验方法，并两次向导师迈特纳提出建议。但是，她低估了这位才来柏林学习不到半年的中国青年，拒绝了王淦昌的申请。仅仅一年后，一位英国科学家便根据王淦昌的思路发现了中子，从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淦昌忧心如焚，密切关注着时局变化。当看到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又大举进攻华北的消息后，他深信“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争取早日学成归国，为饱受苦难的祖国和人民服务。

1933年12月，经过刻苦学习，年仅26岁的王淦昌通过了以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为主考人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导师希望他能留在物质条件优越的德国，继续从事科学工作。他却坚持认为：“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为她服务。”

报效祖国

1934年，王淦昌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的物理系任教。在浙江大学教书不到一年，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浙大师生不得不开始流亡生活。学校西迁历时两年半之久，从浙江横穿六省，最终在贵州湄潭建起了一座战时校园。

湄潭位于贵州高原北部，是一个小山城，王淦昌的物理实验室就建在当地一座破旧的寺庙内。战争时期，实验器材短缺可想而知，王淦昌带领学生从零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一辆报废汽车的发动机加以改造，就变成了发电机。受战争影响，化学老师留在了遵义。王淦昌临危受命，身兼化学老师，除了开设热学和近代物理外，他还要为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开设物理化学课，深受学生欢迎。许多学生都挤进来听课，教室坐不下，就站在窗外听。

王淦昌经常阅读国内外各种物理期刊、文献资料，从实验报告中捕捉到一些重要数据，并通过数量级来判断一个新发表的实验结果是否可靠，一种新的实验设计是否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