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梵学:徐梵澄与沈曾植
作者 闻中
发表于 2024年11月

自有人类,智术发端于心源,每一新黎明,当带来一新进步。于是,浩浩荡荡之人类史,亦像人类文明的一场远征,趋赴一种遥远的理想与人文之境界。近世以降,海禁大开,中华学术之风气也为之一新,新派旧派,名宿辈出,然其中能格外留意于中印文化与哲学之未来者——譬如,尤其关心梵学一系的中国学者却屈指可数,实不多见。

迄至今日,几近二百年之间,引人瞩目者,当有湘人徐梵澄,先生“幼塾就学于近代湘中巨子王闿运之再传弟子,其师杨度、杨钧辈,尝讲汉魏六朝古文。后进新式小学,开国领袖毛泽东为其地理老师”(引徐梵澄门人孙波语),青年期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后去欧洲求学。中年而后,他孤身远遁,辟室南天竺的海边,隐于阿罗频多道院(Aurobindo Ashram)的一幢法式别墅,于斯域运思劳作,前后逾三十载:三十六岁去印度,正是玄奘大师到天竺取经的年龄;六十九岁返中国,又值孔子周游天下毕而回归鲁国,旧国旧都皆望之畅然的晚岁光景。我们知道,三十六岁至六十九岁,正是人生重要的黄金岁月,精力与创造思辨力最是雄健,而彼时的他待在印度;嗣后归国,仍笔耕不辍,成就了学术生涯中辉煌的晚年。至今徐梵澄仍是一座蕴藉宏富、云烟迷离的精神高峰,极幽邃又极神秘,远不像那些走到文化前台的学术大家广为世人所知。

1907年,探索中国未来文化与精神道路的鲁迅于《摩罗诗力说》中云:

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使举国人所习闻,最适莫如天竺。天竺古有《韦陀》(今译《吠陀》)四种,瑰丽幽夐,称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厥有诗人加黎陀萨(Kalidasa)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染抒情之篇;日耳曼诗宗瞿提(今译歌德)至崇为两间之绝唱。

而徐梵澄与鲁迅先生渊源甚深,徐毕生执弟子礼,受其影响,背负先生之“立人”与“改造国民性”的精神遗产,青年时,赴德国海德堡留学,因素喜尼采,进而熟谙古希腊以降的西学之大传统;中年时,复深入梵学之堂奥,力参《薄伽梵歌》雄浑浩荡的“有为以保世”之哲学;晚岁于悠游岁月之余,全力笔耕,硕果累累。毕其一生,皆在追求“超越与会通”之学术境界。同时,在他的努力之下,一个庞大的中西印学术体系隐隐欲出,人们若是稍加深入,不免会心中震动。其著述庞大幽微,深闳而肆,除《玄理参同》之宏纲大旨,敢于纳天下学问之须弥山入于芥子一般的磅礴气象,复出之以精微至极的作品外,他还有大量关乎中印文化之论断深值关注。其中,有徐梵澄就中华民族未来之新学问、新学术计,当再辟一“梵藏”之说——“倘从此学林,续译其书,正可自成一藏,与佛藏、道藏比美”。而于佛梵之渊源,他亦有一断言云:“昔者,窃闻之,雪藏之南,高丘之上,有圣湖焉,渊然以清。其水,则甘露也,饮之得永生焉。三毒,所除也;羯摩,所涤也;无明,所湔也;烦恼,所濯也;轮回,所息也;明智,所增也;安乐,所施也……若斯之类,自吠陀教以下,诸宗各派之所共信,遑论佛教……六度未举其数,歌中历历可指也,度舟,早见于《黎俱》者也。因缘十二支佛所独详,然其义咸在也,亦非创于此歌,无明亦早见于吠陀,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等支,散见诸古《奥义书》。”(《薄伽梵歌》1957年海外初版序言)

这些涉及印度梵学一系的学说,深受徐梵澄重视,可惜后人稽之于史乘,虽“元魏时颇闻此教”,然一直未有是书。中印两国之僧人一律将非佛教之典籍统统“视为外道”,他们不知中印学问于佛学互勘之余,尚有梵学一系有待于吾人之深入矣。徐梵澄曾为这种错过而叹息,“奘、净而后,吾华渐不闻天竺之事,几不知佛法以外,彼邦原有其正道大法存”。犹且今日,鉴于佛教在印土已然澌灭,山无径迹,泽无桥梁,往圣故实,渐渐销磨湮没,了解印度最鲜活之思想,舍梵学一系而莫有他途也,故徐梵澄先生所提议之“梵藏”一说,其义盛大,吾人不可小觑。

而顺岁时之序,再逆推而上,我们意外发现,于晚清民初,竟已有先驱沈曾植先生。沈氏学问博雅,淹贯载籍,朝士皆服。日本人园田一鬼著《新中国人物志》,谓先生与劳乃宣夙以硕学孤忠著闻,为浙江文化之二名流,“浙江官僚制大先辈,守旧派之巨头也”;王森然在《沈曾植评传》中云“先生终为浙江守旧派最后之大人物,并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博学坚贞,足以夸矣”;后世变殷亟,隐居沪上,在海日楼抄书读书,对梵学既有深度之参究,于其札记中亦可见其曾暗中披沙拣金,识断精微,深思吠陀进而于佛梵会通之际,觅得彼此不二之真精神,思之令人感佩莫已。回望清末民初,竟有如是旧派之一流人物在冥索梵学之源起,堪称一骑独行,而诸家学问,一经沈氏拈提,往往精光四溢,于近世中国在印度哲学研究方面尤有发皇之功。王国维盛赞沈曾植是“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之一代学问雄杰,陈寅恪则誉之为“近世通儒”(陈寅恪因其父陈三立与沈氏交谊甚厚,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的研究,与沈氏之影响颇有关系),其言洵然不虚矣。

在《海日楼札丛》中,沈曾植论及印度最重要的文明源头之典籍“吠陀文献”。其问世者目前唯有三则,其中一则对《无有之歌》的理解尤其重要,此在印度哲学里面是关键的哲学诗,属于轴心式的观念论篇什,于佛梵之会通尤为重要。这一点价值,连印度人也很少触碰,遑论中国的佛学界,而沈氏能够觅得不二之境,此是了不得的识断。

近世中国内忧外患,文化意识与民族意识几有断裂之虞,伴随世界时局的潮动,瞬息巨变,而殖民扩张、西学东渐已成大势所趋。

本文刊登于《书屋》202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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